□ 郑璀 蓝德健

    三联书店成立于1948年10月26日，由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原名读书生活出版社）、新知书店三家书店合并而成。现今位于北京美术馆东街的三联书店内的墙报上有店史的介绍，有三家书店创办人的相片和事迹的简介。在读书出版社创办人的介绍中，只有艾思奇、黄洛峰。笔者认为，店方遗漏或是忽略了读书出版社的一个重要创办者——玉溪人郑易里。他对读书出版社有重大贡献，可以说没有郑易里就没有读书出版社。

文化界的白色恐怖
    话要从20世纪30年代说起。当时中国革命处于低潮，苏区遭遇反动派的五次“围剿”，在国统区，反动派的“围剿”更是疯狂，很多革命志士和爱国人士被抓、被关、被杀。反动派政府对文化界的“围剿”同样是刀光剑影、血雨腥风。这里可以举几个历史事件：一个是1931年1月11日柔石、白莽等左联的5位青年作家被捕，同年2月7日被秘密枪杀于上海龙华，大批左联作家被通缉，鲁迅先生也时刻面临被捕的危险境地。一个是1934年11月13日《申报》总经理、报业大亨史量才乘防弹汽车外出，回来的路上被蒋介石所派军统特务枪杀，原因是他大力宣传抗日救国，反对妥协退让，把《申报》办成了反内战、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要求实行民主的阵地，而且他坚决回绝了蒋介石的拉拢、利诱，坚持正义立场，所以招致杀身之祸。再一个就是1936年的“七君子事件”，1936年11月12日，上海各界救国会举行纪念孙中山的活动，主席团成员史良提出：要求蒋介石政府“停止内战、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救国会多次同情中共的举动惹恼了蒋介石，同年11月23日，蒋介石政府以“危害国民罪”逮捕了7位救国会领导人：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史良、李公朴、王造时、沙千里。因为这7个人都有相当的社会地位，因此被称为“七君子事件”，其中李公朴就是成立不久的读书生活出版社（1938年更名为读书出版社）社长。种种文化界人士被迫害的历史事件不一而足，说明20世纪30年代的民国时期在政治上并非太平盛世，而是乌云笼罩下的白色恐怖。当时，上海有100多家出版社，而能够顶风冒险出版进步书籍、成为中共地下党文化阵地的只有三家，那就是生活书店、读书生活出版社和新知书店。

3000元解燃眉之急
    1936年2月，读书生活出版社在上海斜桥弄71号正式开张，出版社的社长是李公朴，郑易里是编辑部的撰稿人之一。那时，书店出版了一本相当有影响力、前后再版14次的书，就是郑易里和艾思奇合译的《新哲学大纲》，这是一本系统讲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专著，是中国第一部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的中译本。艾思奇在《译者序》中推介这本书时写道：“本书是一部价值最高的，现阶段哲学发展的里程碑的著作。”“用了十几位新进哲学家的力量，准备了两年多的功夫，原著才算完成，内容的精粹，由此也可以想见了。”“这本书的出版，使中国目前新哲学上的争论问题可以得到一个正误的标准。”因为《新哲学大纲》传播的是先进的科学思想，起到了帮助读者进一步学习辩证唯物主义、提高理论水平和识别能力的作用，所以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成为当时的畅销书，而且这种畅销的情况在当时的其他书店是绝无仅有的。这本书运到延安后，成为延安各学校革命学员的必读书目。自然，这样的书也绝对是国民党政府查禁的对象，读书生活出版社只能半公开地销售，即把书放在柜台下面，有人要买时才拿出来卖。
    没想到，书店刚开张半年就发生了“七君子事件”，社长被捕，一下子群龙无首。读书生活出版社原来就没有本钱，靠艾思奇等人向朋友、熟人筹借一两千元做经费，好在纸行和印刷厂可以欠账，等印出书卖了，收回钱再还。可这时，书发不出去，钱收不回来，资金突然周转不灵，外面债权人要债，内部人员的工资发不出来，连吃饭的钱也没有了，真是人心惶惶、内外交困，出版社到了濒临倒闭的边缘。这时，中共地下党组织找到艾思奇，说明根据当前的革命形势，读书生活出版社这个文化阵地不能丢，要想尽办法让它存活下去。怎么办？艾思奇想到了郑易里，他们二人是云南老乡，同在日本留学时，因经常在一起讨论哲学问题而成为密友，郑易里和他二哥合伙在上海做生意，手里有钱，他是不是可以出钱拯救读书生活出版社呢？这事儿一经提出，郑易里明白当时的形势和出版社对革命的重要性，二话不说，马上拿出3000元（法币），还清了书店的内外债务，解了燃眉之急，安定了人心。

邀请黄洛峰
    读书生活出版社有了钱，脚跟算是站稳了，但是还缺人手，还需要一个能张罗事、善管理、敢担当的总经理，郑易里和艾思奇不约而同地想到了他们的云南同乡兼朋友黄洛峰。黄洛峰的堂叔跟郑易里是很要好的中学同学，他们都在同一所学校上学，彼此都认识，而且互相都有好感，后来虽然各奔东西，但都在打听着彼此的消息。三年前，黄洛峰从上海提篮桥监狱一出来，就投奔了郑易里。当一个衣衫褴褛、瘦骨嶙峋、患有严重胃病的黄洛峰站在郑易里面前时，郑易里马上拉他进家叙谈，了解到黄洛峰的困境后，便带他去买衣服、洗澡、吃饭，然后二人去见艾思奇夫妇。恰好艾思奇的房东还有一间小房子空着，于是黄洛峰便租了下来，郑易里给他留下生活费，黄洛峰便和艾思奇夫妇一起搭伙起灶，并写文章投稿，赚取稿费维持生活。在这期间，这三条云南汉子几乎天天晚上凑到一起聊天、议论时局。一直到1936年4月，黄洛峰的夫人来到上海，他才另外租房。后来有了孩子，光靠稿费不够维持生活，黄洛峰便去南京浦镇堂叔那里任职了。
    郑易里和艾思奇物色总经理人选时，黄洛峰刚走没多久，他会不会来出版社任职呢？郑易里和艾思奇给黄洛峰写了一封信，诉说了出版社遇到的空前危机，郑重邀请他来担任出版社总经理，三人共同努力把出版社支撑起来。黄洛峰见信后，感到这不是一般的邀请，而是时代赋予自己的使命，便立即放弃南京收入不错的工作，于1937年2月到上海赴任。至此，读书生活出版社新的领导班底为郑易里任董事长、黄洛峰任总经理、艾思奇和柳湜同任总编辑。董事长郑易里是出版社的老大，总经理是董事长邀请来的，艾思奇、黄洛峰都是地下党员，虽然郑易里不是共产党，但是他用做生意赚来的钱，在白色恐怖中拯救了共产党的文化阵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