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郑璀 蓝德健

    在读书生活出版社和三联书店的出版史中，有三部社会影响大、影响时间长的书都与郑易里密不可分，可以说没有郑易里就没有这三部书的诞生。这三部书一是马克思的《资本论》中文全译本，二是郑易里、曹成修合编的《英华大词典》，三是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
    
举起伟大的思想旗帜
    读书生活出版社有了新的领导班子后，增加了人员并重新组建，一切就绪，该出书了。出什么样的书呢？三人经研究，觉得要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首先要宣传先进的、科学的新思想，使其普及大众，深入民心。于是决定把出版社的方针确定为：一、翻译出版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首先出版《资本论》；二、编辑出版高级理论刊物；三、编辑出版社会科学通俗读物。
    为什么首先出版马克思的经典巨著《资本论》？郑易里手里有一套日文版的《资本论》，他感到这部书对中国革命非常有价值，干革命光有不怕牺牲的决心还不够，还必须有革命理论的指导，而《资本论》正是这样一部给工人运动指明正确方向的书，是能够引领民众冲击旧世界、建立新社会的一面鲜明的思想旗帜。这么重要的一部书自1867年问世，70年过去了，在中国还没有一个完整的译本，而中国革命非常需要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来指明方向。三人经过酝酿，决定先出版《资本论》，把这面伟大的思想旗帜在中国举起来！
    一个刚刚建立的小出版社要出版这样一部巨著谈何容易。首先遇到的是资金问题，光靠社里这点股本是远远不够的，郑易里考虑到自己和二哥经营的云南土特产商店收益还可以，可以做经济后盾。其次，还要有高水平的译者，要懂德语、英语及经济学理论的高水平人才才能担此重任。巧的是，艾思奇的夫人吴瑛了解到她的同学余信芬的丈夫郭大力正在翻译《资本论》，而且他们一家的生活正处在窘迫中，艾思奇马上带郭大力去见郑易里和黄洛峰，并且很快由出版社和郭大力签订了出版合同，合同内容为：
    一、每月由出版社支付郭大力、王亚南（与郭大力合作的另一位译者）各40元预付版税。为了使这种支付不受正常业务资金周转的影响，特意提出2000元在银行单立账户，作为预付版税之用。
    二、译者排除一切干扰，集中精力向出版社交稿，以便审核、修改、定稿。
    三、出版社帮助译者解决所遇工作上的其他困难。
    这个合同大大增强了译者的信心，此事在文化界不胫而走，传为佳话。为落实合同，郑易里拿出2000元存入银行，作为翻译《资本论》的资金。有了钱，社里上上下下十分振奋，大家准备齐心协力地大干一场，保证马克思的经典巨著在中国的出版。
    
坚守上海“孤岛”
    在郑易里的主持下，不管人员怎样变动，战局如何变化，出版《资本论》的计划依然按部就班地进行着，郭大力的译稿陆续交来。想不到《资本论》第一卷刚刚译好，战火就烧到上海。1937年8月13日，日寇挑起事端，对上海发动大规模的进攻，郭大力家住火车站附近，不断受到日军炮火的轰炸。为了完成《资本论》译稿，郭大力只得回到相对平静的乡下老家继续工作。他把《资本论》第一卷译稿交给郑易里后，便离开上海，回到江西赣州潜心工作，继续翻译《资本论》的第二卷和第三卷。每翻译完一个段落，他便把译稿用小字密密麻麻地誊写在很薄的航空信纸上，再寄往上海交给郑易里。当时动荡的中国，邮件送达时间快慢不一，有的邮件先发后到，有的后发先到，郑易里倍加珍惜几经辗转后收到的稿件，他一边整理译稿，一边用日文版《资本论》对译文进行认真核对。
    1937年“八·一三”事变的战火烧到上海，中国军民的抗战开始了。在国难当头的时刻，出版社三位领导一致认为必须坚持下去，不但如此，而且还应该在抗战中求生存，求更大的发展。在中共地下党的安排下，刚出狱不久回到上海任出版社董事的李公朴与柳湜去华北前线慰劳军队，8月中旬艾思奇和周巍峙去了延安，黄洛峰则带领出版社的主力迁往当时的抗日后方武汉，不久又迁往抗日陪都重庆。上海则由郑易里全面负责主持工作，继续坚持出版发行工作，其中负责编辑工作的是罗稷南、郑效洵，刘麟负责财务，行政工作由张汉清负责，卜朝义、殷荣高协助。郑易里就带着这六个人在上海坚守着，一切工作围绕出版《资本论》进行。
    在这段时间里，郑易里除自己负责用日文版《资本论》校阅译稿、负责版面设计外，还请了三名“女将”作校对，她们是罗稷南的夫人倪琳、郑效洵的夫人蔡淑英和郑易里的夫人熊约春。一般的校对是从头到尾一点一点校对，这样容易造成习惯性一扫而过，产生疏漏，郑易里便要求大家从后向前一个字一个字地校对，来保证校对质量。
    
爱国知识分子的使命和责任
    不久，编辑工作眼看即将大功告成，郑易里高兴的同时心里又开始发愁，如何付印、能不能出版是悬在他心中久待解决的问题。出版社地处上海的英租界，上海的其余地区都被日寇占领，英租界已经变成被日军包围的“孤岛”，日伪及国民党特务机关的渗透，使得社会政治情况十分复杂，即便找到愿意接收这项业务的印刷厂，这部革命性甚强的《资本论》能在中国公开发行吗？正当郑易里为此事担心之际，许广平（鲁迅的伴侣）在上海组织出版了《鲁迅全集》，郑易里由此得到了鼓舞。在当时的形势下，郑易里几乎没有可以商量的人了，一切都得他自己拿主意。当他得知上海某些印刷厂业务清淡，愿意承印这本书时，他当机立断，决定加快工作进度。郑易里便发电报给郭大力，把郭大力从赣州请回上海，完成全书后期的翻译和最后的校订工作，并随时商议、共同处理译稿的排校出版事宜，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一次性出齐三卷《资本论》。1938年4月，郭大力回上海后，在出版社简陋、昏暗的房间里，很快就翻译完了《资本论》的最后一部分。尽管郭大力十年前已经开始动笔，但进展缓慢，但在郑易里强有力支持下，他在短短两年之内就完成了《资本论》的全部翻译工作。
    从译稿转为著作，还要经过一系列复杂的程序才能实现。当郭大力在出版社简陋的房间里赶译第三卷尚未译完的部分时，郑易里已经带领出版社的人员开始了统稿、排版、校订的工作，随排随打校样，紧接着校对，改定了，郑易里和郭大力再审阅新排印出来的校样……在郑易里的安排下，大家有条不紊、紧锣密鼓地工作着。当时，正值上海的酷暑盛夏，溽热难当，但《资本论》译、排、校、印的程序，却像流水线一样运转着。在民族、国家危亡的关头，他们争分夺秒，热天里汗流浃背，挥汗如雨，一干人马不计昼夜，全身心投入工作中。中华民族和国家的命运激发着这些爱国知识分子的使命感和责任心，他们不顾外界政局和战火的影响，奋不顾身地工作着。
    经过日以继夜奋战，1938年8月31日，《资本论》第一卷在上海出版，随后第二卷于9月15日、第三卷于9月30日相继问世。这一版《资本论》共印了3000套，书的装帧设计，按照郭大力的意见，尽量和德文原版保持一致，既严肃端庄，又美观大方。就这样，中国第一部马克思经典著作《资本论》的中文全译本终于在上海诞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