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旦东先生对云南花灯的革新和发展贡献卓著，功垂千古。”这是中国艺术研究院原副院长薛若琳对王旦东的评价。抗战全面爆发后，王旦东深受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日主张的影响，积极投身抗日文化宣传工作，凭着对戏剧事业的执着和满腔的爱国热情，在云南花灯的创新发展中作出了巨大贡献。他留下的文化成果，至今仍具有重要的保护和传承价值。
    
千磨万击，投身抗日救亡洪流
    王旦东原名秉心，字品三，又名丹东。1905年2月出生于易门县小街乡甲浦大村。他一生致力于花灯剧创作，共创作出20多部革命新花灯剧及近百首花灯曲，是云南新花灯剧的开拓者、奠基人和“抗战花灯”的开创者，是一位集戏剧创作、编导和诗、书、音、画于一身的人民艺术家。
    青年时期的王旦东发奋苦读，忧国忧民，积极参与民主革命运动。1926年，王旦东在省立一中读高中期间，与刘惠之、黄洛峰等人组织易门寒假义务学校，发起“倒文运动”（一场揭露易门劝学所所长文暄贪污罪行的学生运动），为滇中第一个党支部——中共易门县党支部的成立提供了文化土壤、思想动员和组织基础，推进了易门乃至滇中地区的民主革命进程。
    1931年，王旦东从上海劳动大学毕业，经刘惠之介绍加入北平反日大同盟及所属的北平世界语同盟（北平世盟）。此后，他又参加了“北平左翼音乐家联盟”（北平乐联）和“北平左翼戏剧家联盟”（北平剧联），在吃不饱、穿不暖的艰苦环境中，王旦东以顽强的毅力战胜困难，秘密编写、印发革命传单，公开参加集会、发表演说……全身心投入抗日救亡的革命洪流中。1932年秋，王旦东介绍聂耳加入“北平乐联”。在清华大学举行的“九一八”事变周年纪念会上，王旦东登台独唱《国际歌》，聂耳用小提琴为之伴奏，但国民党特务和反动分子却蓄意制造事端，用乱石打得王旦东头破血流，聂耳也受了伤，但他俩的斗志没有丝毫减弱。
    因遭受国民党反动派的排挤、迫害，王旦东被迫从北平私立美术学院、青岛民教馆等处辞职。怀着用音乐、美术、戏剧唤起民众投身抗日的满腔热血，王旦东于1936年3月回到阔别近10年的家乡云南。在昆明，王旦东应聘担任云南省教育厅艺术专员，组建了昆明市第一个群众业余歌唱团（民众歌咏团前身），创办了昆明艺术师范戏剧科，筹建成立了云南省立昆华民众教育馆所属的业务话剧团——“金马剧社”，同时担任云南省教育厅电影巡回放映队队长。在此期间，王旦东还导演并参加了《国家至上》《夜光杯》《凤凰城》等多部大型话剧的公演，带着《难民曲》《当兵去》等一批剧目深入农村、集镇演出。著名作家茅盾在昆明观看了他们的几场演出后，在当时的《云南日报》上发文，高度称赞他们为话剧艺术发展所作出的艰苦努力。
    1938年，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云南分会成立，王旦东当选该会负责人之一。他日夜操劳、四方奔走，发动戏剧界人士组织义演筹资，为抗日将士募集寒衣、物品，积极支援抗日前线。同年夏天，戏剧家曹禺从四川来到云南，出现了四川、云南戏剧界少有的大联合，王旦东积极参与，联合排演《黑字二十八》《原野》两台大型话剧，一时轰动春城。云南抗日救亡戏剧活动空前活跃。
    
名震三迤，抗战花灯敲响救国警钟
    为使云南花灯登上城市舞台，更大范围地宣传抗日，王旦东寻师访友，邀约玉溪籍花灯艺人熊介臣、胡家荣、翟竹庆等人以及昆明花灯艺人董义、汤明祥等发起倡议，改革旧花灯，融入抗日救亡新题材。他们每晚聚集商讨创作，改编节目，新编了《抗战十杯酒》《国难十二花》《新点十二将》等抗战花灯小调。王旦东凭借自身在音乐、美术、话剧、滇剧等领域的深厚造诣，对花灯的情节构思、人物形象、演出结构、腔调身法乃至灯光、布景、服装、道具等方面全面革新。他不断创作并演唱抗日救亡歌曲，亲手绘制彩色连环幻灯片巡回放映，每到一地都结合当地花灯曲调和方言土语创作改编抗日花灯小戏，不到一年的时间，便创作出《张小二从军》《新别窑》《新四郎探母》等一批全新花灯剧目，云南花灯剧从题材内容到表现形式都得到空前发展和提高。
    1937年底，云南农民抗日救亡灯剧团正式成立，王旦东为主要负责人。1938年春节期间，灯剧团首次在昆华民众教育馆（今昆明文庙）举行公演。演出现场挤得水泄不通，从开幕到落幕，全场鸦雀无声，演出结束后场内掌声雷动、场外好评如潮，花灯剧《张小二从军》大获成功。五一节前后，灯剧团又公演了《茶山杀敌》，再次引起社会轰动。
    公演结束后，昆明许多报刊及戏剧界知名人士纷纷发文予以赞誉。中共云南临工委主办的公开刊物《南方》载文说：“像农民灯剧团这样的东西，不单是一支精神的救国军，而且是沉睡的农村中一个传播抗战热情的火球。”云南大学教授、文化艺术界协会负责人楚图南更是专门发文高度评价。国内的《救亡日报》《新华日报》及重庆国立剧专校刊等都曾分别载文，赞誉云南农民救亡灯剧团的创举。
    灯剧团在昆明连续演出30多场，均座无虚席。为扩大抗战花灯宣传的影响力，王旦东又带人肩挑人扛演出器材，步行到昆明周边农村巡回演出。1938年下半年，灯剧团辗转玉溪、昆阳、通海、建水、蒙自、楚雄等30多个县演出。每到一地演出，均受到当地群众热烈欢迎和好评。灯剧团演出行程数千里，每场演出结束时，群众自发为剧团送行，赠送锦旗、感谢信，许多地方政府、社会各界人士和学校师生还纷纷捐款，请灯剧团转交慰问前方抗日将士。在云南农民救亡灯剧团的影响下，云南各地涌现出不少农民灯剧团、学生花灯剧团，有的高校还有师生组织的业余花灯剧团，创作排演了一大批内容进步、形式新颖的花灯剧本。剧目中表现的万众一心、奔赴前线、英勇杀敌和为民族解放血洒疆场，为国捐躯、大义凛然的爱国主义精神，极大地激发了广大民众的抗日救亡热情。
    云南农民救亡灯剧团在国民党反动势力种种刁难和限制下，坚持为大众演出，在艰难困境中维持了3年，到1941年，灯剧团最终被迫解散。尽管如此，王旦东仍未放弃，他于1942年初从昆明回到易门，继续用花灯开展抗战宣传。抗战花灯在抗日队伍中获得战士们的一致好评。1943年，滇军18师3团不惜财力人力，从玉溪请来一批民间艺人到部队中帮助战士们编排、演唱抗战花灯，以此鼓舞部队士气。王旦东也曾受邀，到18师艺术工作队担任副队长。
    王旦东和他开创的抗战花灯，以其鲜明的宗旨和生动的艺术形式，成为宣传抗日救亡的利器，成为云南人民精神上的“抗日救国军”，高高擎起了一面飘扬在边疆大地上的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化旗帜，在云南的文化史上绽放出绚烂的艺术光芒。
 （易门县委党史研究室供稿  王艳红执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