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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音乡情贵相知
——聂耳和王旦东的传世佳话(上)
作者: 来源:玉溪日报 字数:2047
     1933年初从北平回到上海的聂耳。(资料图)
□ 马云龙
        
    聂耳和王旦东是玉溪走出的两位杰出的人民艺术家。他们目睹国家山河破碎、民众家破人亡,为了实现救亡图存的共同理想走到一起,相识相知,并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音乐艺术作为武器,宣传抗战,唤起民众的家国情怀,形成众志成城的决心,最终为打败日本侵略者奉献了青春与热血。
    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谨以此文纪念两位玉溪籍优秀艺术家的伟大友谊,以及他们对我国文化艺术作出的贡献。
    
聂耳与王旦东相识于北平
    1932年8月11日,20岁的聂耳离开上海到达北平,一直住在宣武门校场头条三号的云南会馆,在这里他认识了比自己大7岁的同乡王旦东。
    王旦东1931年到北平西城区,投奔易门老乡刘惠之。在他的介绍下,王旦东加入了“北平反日大同盟”“北平世界语联盟”,1932年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共青团员。王旦东自幼喜爱美术,在北平名师指点下,水平提高迅速,曾经为北平左联刊物《文学杂志》第一期做过封面设计。
    王旦东在1947年7月17日的回忆录中写道:
   “记得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他打着乡谈,自称聂守信,坦白地说着他的生活和计划,给我一个极纯朴的印象。”
    对于聂耳的为人处世,以及对待工作的态度,王旦东是比较钦佩的,他回忆道:
   “我有一次在一个工作会议里,和一个朋友辩论太激烈,简直是抬杠。他静静地坐着一言不发,等我们告一段落,他说了他处理会议的意见,一点不动意气,使我们事后反省,非常惭愧。今天事隔多年了,我仍然能忆起年轻的聂耳是很能交朋友处团体的,他没有一点骄矜夸耀之气,态度一贯诚挚,谦让,活泼,能谅解人。”
    聂耳在1932年10月14日的日记里第一次写到王旦东:
   “今天是我主席,讨论一个组织大纲便占去一点多钟,王浩兰(王旦东表妹,笔者注)也出席。和老丹(聂耳对王旦东的昵称,笔者注)到艺院领文凭,四处参观了一周。”
    后来,聂耳在1932年10月的15日、20日、27日日记中也提到王旦东,有工作上的事,也有生活上的事,可以证明他俩在工作中是好同事,生活上是好朋友。
    聂耳和王旦东共同的朋友、曾任云南省文化局局长的陆万美在《聂耳在北平》一文中也有着对他们两人的回忆:“他(聂耳)曾经找到在朝阳门内的北平私立美术学院教书的同乡王旦东,要求帮助介绍他去‘教点课’,一来可解决起码的生活问题,二来也可有学费向托诺夫去进修、学习。王当时曾尽力为他活动,向学校当局和学生做了推荐。”
    尽管美术学院大部分教师和学生都喜欢聂耳,但是院长王悦之是投靠国民党的反动分子,坚决不接收聂耳,这样王旦东没有帮上忙,聂耳也丧失了稳定收入来源,后来不得不回到上海。
    陆万美在回忆录中提到的“北平乐联”(北平左翼音乐家联盟)时写道:
   “聂耳在北平的左翼文艺活动中,主要做了两件事:积极参加‘北平乐联’的筹建;参加了两次影响较大、令人难忘的戏剧演出。”
   “‘北平乐联’的筹建,本来很早就提出来让王旦东、李元庆等同志负责,他们两人热情高,但组织经验却不足,聂耳同志参加活动后,才找到更多的音乐界同志共同战斗。最初开筹备会,草拟组织大纲及准备开成立大会等,主要都是聂耳主持。”
   “10月下旬‘北平乐联’正式成立时,本来要推举聂耳担任负责人的,但是聂耳考虑到不久要回上海,于是婉言拒绝了,但仍然被选为执委。”
    实际上,“北平乐联”的建立,聂耳起了重要的作用,由于他组织活动能力强,业务修养较高,在音乐界有一定威信,所以他一参加,很快就建立起来了。
    陆万美比较完整、详细介绍了“北平乐联”成立以及开展的一些工作,同时也以“第三者视角”证明了聂耳和王旦东在北平的亲密交往。
    
在上海时王旦东眼中的聂耳
    聂耳1932年11月8日回到了上海,并于1933年初,由田汉和赵铭彝介绍、夏衍监誓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聂耳不仅获得了新的政治生命,艺术才华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成为中国新音乐的开路先锋和反法西斯的勇士。
    王旦东和王浩兰所作的《聂耳在上海创作和学习的片段回忆》一文中记录了聂耳创作歌曲的一些情况。
    一是创作《码头工人》:
   “记得那是1934年初夏的一个傍晚,我们到黄浦滩公园去散步,走到码头那边。无意间看到聂耳靠在码头上的矮墙边,右耳上面夹着半截铅笔,手里拿一个硬壳抄本,正专心致志地在倾听着什么,不时摘下铅笔飞快地在本子上记着什么。”
    过了几天,聂耳来到王旦东他们住地玩,才说那天他是去创作《码头工人》的,而且一连几天都去了码头。
    二是创作《新女性》:
   “1934年底,聂耳接受《新女性》的作曲任务,开始时他感到比较困难。他对旦东说:‘我对女工生活和生产情况不熟悉,歌词又长,情绪的表现很复杂,不易掌握……’但他还是毅然承担下来。”
    据王旦东回忆,聂耳为了熟悉女工情况,每天三四点钟就起床,冒着严寒、饿着肚子,跑到泸西小沙渡路、胶州路和澳门路一带的纱厂去体验生活,经过艰苦的采风、创作,终于完成了《新女性》的作曲任务。
    这时的聂耳显得那么成熟、坚定和执着,极大地感染了王旦东。
    1935年4月聂耳被迫离开上海去日本,王旦东不久也离开上海。两人都没有想到的是,这次分别会成为永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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