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金润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我们这群大学生，在曲丰成老师的带领下，组织了一个叫作“红途寻迹·青春励行”的实践团，用脚步在云南的山水间丈量历史：从昆明聂耳故居的旋律，到西南联大、云南陆军讲武堂的旧址，再到腾冲国殇墓园的墓碑……我们不是在复刻往事，而是在与历史对话，在烽火印记里找寻青年的时代担当。
    走进云南的抗战纪念地，像翻开一本立体的历史书——每一处旧址、每一件展品，都是会“说话”的精神符号，把“血肉长城”的故事，讲给今天的我们听。
    在聂耳故居，玻璃展柜里泛黄的《义勇军进行曲》手稿，还留着当年修改的痕迹。队员们凑在跟前，指尖轻轻贴着玻璃，仿佛能触到聂耳落笔时的滚烫。那时候国家弱、敌人凶，聂耳没拿枪，却用音符筑起了一道“无形的长城”——“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这句呐喊，不是凭空喊出的，是千万百姓压在心底的嘶吼，是文化人“以笔为刃，以乐为枪”的担当。如今再听国歌，我们忽然懂了：原来音乐也可以不是柔软的东西，在国家危难时，它比枪炮更能令敌人胆寒。
    转到西南联大旧址，茅草顶的教室、斑驳的黑板，还遗留着当年师生们的文化气息。“刚毅坚卓”的校训刻在墙上，也刻进了每个人心里。战火里，他们背着书本南迁，在空袭警报中上课，把学术变成了“救国的火种”；而不远处的云南陆军讲武堂，旧军装、老枪炮静静陈列，诉说着将士们“以血护山河”的壮烈。一文一武，看似不同，却都在回答同一个问题：国难当头，中国人该怎么扛？答案藏在联大的书桌里，也藏在讲武堂的练兵场里——是文化的坚守，也是军人的忠诚。
    最让人揪心的是腾冲国殇墓园。9000多块墓碑整整齐齐排列着，像一列列永远站立的士兵。我们捧着白菊走在墓碑间，脚步放得很轻，生怕惊扰了沉睡的英灵。1944年，远征军将士用127个昼夜的血战，夺回了腾冲，每一座墓碑背后，都是“一寸山河一寸血”的悲壮。我们的队员蹲下身，摸着墓碑上模糊的名字，红了眼眶：他们当年守护的是国土，更是民族的尊严啊。
    对我们这群年轻人来说，云南之行不是一次简单的打卡，而是一场从“认知历史”到“扛起责任”的蜕变。
    一开始，抗战历史对我们来说，是课本上的文字、博物馆里的图片，有些遥远。可当我们在聂耳故居隔着玻璃抚摸《义勇军进行曲》手稿，在西南联大旧址参观当年的教室，在腾冲战场遗址摸到弹痕时，一切都变了——历史不再是抽象的数字，而是聂耳修改乐谱时的专注，是西南联大学生在茅草屋里读书的坚守，是将士们留在战壕里的血迹。这种“触摸得到”的历史，比任何课本都更能让人铭记于心。
    走着走着，我们开始领悟：抗战精神不是过去的“老古董”，而是和今天的生活紧紧连在一起的。在聂耳故居，我们明白“文化自信”就是像聂耳那样，把民族的声音唱给世界听；在西南联大，我们懂得“科技自强”就是像当年的学者那样，在自己的领域里坚守钻研；在国殇墓园，我们更清楚“担当”就是像远征军将士那样，在国家需要时挺身而出。这些不是口号，是能融进日常的精神力量。
    最后，我们心里多了一份“行动的自觉”。有队员说，以后要在实验室里更拼一点，争取突破“卡脖子”的技术；有队员说，想多讲讲这些抗战故事，让更多人知道这些历史。原来，社会实践最神奇的地方，就是让青年从历史的“旁观者”，变成时代的“建设者”——我们在回望过去时，找到了自己在当下的坐标。
    离开云南时，队员们心里都有一个共识：传承抗战精神，不是把历史封存在博物馆里，而是要让它在今天焕发生机。
    或许可以让历史“活”起来。比如用数字技术还原腾冲战役的场景，让年轻人“走进”战场；在聂耳故居搞一场小型音乐会，用现代的方式演绎革命音乐的旋律。当历史符号能摸、能看、能互动，精神的感召力自然会更强。或许可以多听听青年的声音。让年轻人自己策划实践活动，自己讲述抗战故事——我们可以用Vlog记录调研，用漫画画聂耳的生平，用新媒体把历史讲给同龄人听。当青年成为传承的主角，抗战精神才能真正融入他们心里。
    更重要的是，要把精神和当下的生活连起来。从抗战时的“文化救国”到今天的“文化自信”，从当年的“学术报国”到现在的“科技自强”，时代变了，但“为民族好”的初心没变。让年轻人知道，把专业学扎实、把工作做好、在国家需要时挺身而出，就是在传承抗战精神。
    夕阳西下时，实践团的队员们站在国殇墓园的纪念碑前，轻声唱起了国歌。旋律在墓园里回荡，比来时更有力量。我们知道，这次“红途寻迹”结束了，但属于我们这代人的“传承”，才刚刚开始。往后的日子里，我们会带着从历史里汲取的勇气，在民族复兴的路上，一步一步，坚定地走下去。我们明白，青年勇于担当，就是对历史最好的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