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贵忠后来曾深情回忆：“在艰难的岁月里，人民群众和我们风雨同舟的斗争活动历历如昨。”这种血肉联系，正是党的民族工作在革命战争年代取得成功的根本保证。“我离开新平快三十年了，对曾经在历史的转折时期战斗和生活过的地方，怀有特殊深厚的感情。”这种感情，正是中国共产党与少数民族群众血肉联系的真实写照。

  □ 本报记者 饶平

    在玉溪这片红土地上，一位彝家放牛娃的成长轨迹，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民族工作实践紧密交织，谱写了一曲动人的民族团结与进步之歌。他用一生的心血和汗水浇灌着民族工作的土壤，他就是普贵忠。这位从峨山彝族佃农家庭走出的革命者、建设者，用他的一生诠释了如何将党的民族政策春风化雨般融入边疆民族地区，其经历是党的民族工作在基层实践的生动缩影。

大山深处的觉醒者 
    1923年，普贵忠出生于峨山县大鱼塘村的一个彝族佃农家庭。他刚满六岁就帮人放牛，直到九岁才获得读书机会。在云大附中读书期间，他开始参加抗日宣传等爱国运动，1945年参加“民青”，9月考入云南大学先修班；194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9月考入昆明师范学院，在“一二·一”运动等斗争中锤炼革命意志。这段求学经历，不仅让他接受了进步思想，更让他认识到各民族共同解放的重要性。
    1947年，受党组织派遣，普贵忠到新平县“发展组织、积蓄力量、开展武装斗争”，开辟革命据点。新平当时是一个多民族杂居区，全县有彝族、傣族、汉族、回族、拉祜族、哈尼族等多种民族，地方封建势力盘根错节。面对复杂的民族关系和阶级矛盾，普贵忠展现了卓越的民族工作能力。
    普贵忠首先选择地处新平与元江、墨江接壤的嵩安乡作为落脚点，利用嵩安小学教师的身份开展革命工作。在这里，他敏锐地注意到当地彝族上层人士与称霸一方的李润之之间存在矛盾，便采取了“通过上层发动下层”的策略。他向当地丁氏家族的上层人士宣传革命形势，鼓励他们“为地方办好事，为子孙谋幸福”，提出反蒋自卫、防范李润之、建立地方武装的主张。
    这一时期，普贵忠还特别注重培养少数民族干部。他在教师中发展了丁绍吉、马骧等人加入中国共产党，发展高国安、丁绍琛等人加入“民青”，为当地革命事业培养了骨干力量。1948年，新平县第一个中共党支部建立，普贵忠任党支部书记。这种融入民族地区社会生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的工作方法，取得了显著成效。丁家拿出一大笔钱，派人外出购买枪支，充实武器装备。1948年10月，当得知国民党官员禄国藩以“宣慰使”身份带兵路过时，普贵忠趁机向丁家建议组建自卫武装，谨防李润之借势偷袭。取得丁氏家族支持后，他亲自到错纳甲、坝头等彝族村寨，把已经发动起来分散在各村寨的武装集结编队，每队30人，共约200人，并打出了“帽盒山联防队”的旗号。

极端困难条件下的民族情谊 
    普贵忠的民族工作智慧在攻打墨江县城的战斗中得到了充分体现。1948年底，元江县中共地下党组织联络员前来新平商洽，会上提出共同攻打墨江县城的意见。经反复讨论，党组织决定新平、元江、墨江三县的革命武装发动联合进攻，总计700多人，其中相当部分是少数民族战士。攻打墨江县城这一联合军事行动的成功，不仅体现了普贵忠卓越的组织协调能力，更展示了他善于团结不同民族共同革命的工作方法，成为多民族联合反抗国民党统治的典范。正如新平县委党史研究室的工作人员赵宏武后来总结的，普贵忠在工作中以反蒋为核心，团结有一定爱国爱乡热情、反对封建、追求民主的力量，引导群众靠拢共产党，听从党的主张。
    普贵忠1949年任中共新平南区区委书记、区长。1949年10月，李润之在国民党军统特务煽动下，公开发表反共声明，纠集约3000人的“反共自卫义勇军”向革命根据地进犯。已建立新政权的南区三个乡远离县城，与李润之的辖区形成犬牙交错之势，情况非常危急。普贵忠临危不惧，在坚持武装斗争的同时，巧妙利用当地少数民族上层人士与李润之既有亲缘关系又相互对抗的形势开展统战工作。同年11月中旬，我方的工作人员王铸、丁绍吉等六人被土匪抓走，普贵忠通过帽盒山上层人士丁万福出面交涉，成功营救了革命同志。这种对民族地区社会关系的深刻理解和灵活运用，在危急关头凝聚了革命力量。同年12月12日，李润之部四个大队约700人向革命根据地进犯，由于敌我力量悬殊，普贵忠决定撤离。敌人进村后大肆抢掠，火烧民房，整个帽盒山的村庄及嵩安小学被烧成一片瓦砾，900多名彝族村民无家可归。普贵忠率队撤出后，迅即到乍池一带汇集走散的干部、战士，继续坚持在漠沙迂回牵制敌人。
    普贵忠后来曾深情回忆：“在艰难的岁月里，人民群众和我们风雨同舟的斗争活动历历如昨。”这种血肉联系，正是党的民族工作在革命战争年代取得成功的根本保证。 

为巩固民族地区新政权而斗争 
    1950年，新平开始征收公粮，累进制的征粮政策触及了地主大户的利益，引发了土匪暴动。4月27日起，土匪相继攻陷新化区政府、扬武区政府，围攻新平县城，革命形势急剧恶化。驻戛洒、大平掌等地的工作队和基干队共60余人壮烈牺牲。
    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普贵忠仍然坚持在南区团结带领干部群众进行斗争。当时能集中起来的南区干部和民兵仅70多人，另有镇沅县独立中队的30余人，他将两部分武装合编为三个中队进行自卫，主动联系解放军黎锡福部支援剿匪。
    在剿匪过程中，普贵忠目睹了土匪的残暴行径。大平掌的叛匪临逃时把革命积极分子康西平、赵明星等三人杀害。看到三位牺牲的烈士，普贵忠和战友们热泪滚滚，他们用最好的棺木装殓烈士，安葬于大平掌。这种对革命同志和少数民族群众的深厚感情，成为他坚持斗争的强大动力。
    普贵忠和南区干部群众团结一致坚持对敌斗争，保护了国家财产，保存了革命力量，因此受到上级通报表扬。1951年普贵忠任新平县委副书记，1954年任新平县委书记，继续领导剿匪斗争，直到1954年全县境内土匪被彻底消灭。
    普贵忠后来回忆：“我离开新平快三十年了，对曾经在历史的转折时期战斗和生活过的地方，怀有特殊深厚的感情。”这种感情，正是中国共产党与少数民族群众血肉联系的真实写照。 

民族区域自治的模范执行者 
    1958年，楚雄彝族自治州成立，普贵忠担任州委副书记、第一任州长，成为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在楚雄州的重要执行者。普贵忠为贯彻执行党的政策，尊重和保障少数民族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的权利，把政治因素和经济因素结合起来，为争取彝族人民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实现平等作出了不懈努力。
    在楚雄工作期间，他为人正直、尊重群众、清正廉明、爱护干部，组织楚雄州各族人民开展社会主义建设，取得显著成绩。他先后当选为第二届、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和担任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在楚雄工作整整19年，受到广大干部群众的好评。
    从放牛娃到彝州州长，普贵忠的一生见证了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在云南的成功实践。赵宏武说：“纵观普贵忠同志在民族地区的工作，尤其是在哀牢山区的工作，可以看到：一是他始终坚决执行党的决定，落实这一阶段党在国统区‘扩大民族民主的统一战线工作，与广大友好的及可能争取的中外人士合作’的任务，这是他在民族地区开展工作的信心与勇气的来源；二是以自身的人格和能力赢得追求进步的地方实力派的支持，站稳脚跟，激活和影响地方进步力量，让他们愿意与被国民党反动派污名化的共产党人交朋友、共同合作；三是设身处地，用群众听得懂的话语和看得见的行动，赢得群众支持，真正落实了尊重历史、照顾现实、面向未来的实质民族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