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饶平 文/图

    在群山环抱的新平县新化乡的大山里，藏着两段被岁月尘封的山区教育传奇。新化书院与翔凤书院，这两座清代先后崛起的学府，曾以笔墨为薪火，在偏远山乡点亮文明之光。
    如今，两大书院的建筑或已湮没于荒草，或仅存残垣断壁，但留存的碑记石刻、流传的先贤故事，仍在诉说着一段段关于教育、坚守与传承的往事，成为新化500余年历史文脉中最厚重的印记。

新化书院与城隍庙的经费之争
    新化，元代至元十三年（1276年）首置马龙他郎甸长官司，明代弘治十五年（1502年）升为直隶新化州，作为一方行政机构，曾是滇南沟通内地的重要节点。新化州设立后，寺观林立，城隍庙、关圣庙、三元宫等十余座建筑相继落成，形成了“庙貌巍峨，香火鼎盛”的景象。然而，“古州之地，山高路险，民多耕作，文风不彰”，这是早年间新化的真实写照。
    清代乾隆年间，随着社会安定、人口增长，兴办书院、培育人才成为当地乡绅们的共同心愿。时任新平知县的庞兆懋深知“治政之要，莫先于兴学；兴学之要，莫先于建院”，在他的支持下，新化乡绅们发起了创办书院的倡议，选址于城内城隍庙附近，定名“新化书院”。这一举措，揭开了新化教育史上的新篇章，却也引发了关于香火田的争议。
    书院的创办需要稳定的经费支持，而在以农耕为主的山区，田地是最可靠的经济来源。新化城西二里有一处名为泥戛旦（今为米革代）的公山，因关乎全乡水源，自古以来便有禁垦的乡规民约。新化州治理时期，这片土地由衙门内水火夫耕种荞麦，租金专供城隍庙香火；新化州被裁之后，虽由役户轮流耕种，但香火供给已渐趋艰难。乡绅们商议后，提出将这片公山变价出售，所得款项作为书院“膏火之资”（即办学经费）。
    这一提议立刻引发了争议。反对者认为，这片土地“原供神祀”，擅自变价违背古制；更重要的是，此地为全乡水源地，耕种可能破坏生态，影响民生。“神祀不可废，食水不可碍”，双方各执一词，争执不下。为化解矛盾，乡绅们最终达成共识：由全乡百姓“勉力捐募价银一百两”，作为“入书院作功德”的经费，而泥戛旦公山的地租则“永作隍祠香资”，不得挪作他用。同时，乡绅们还将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合乡捐银十八两购置的饶世熙田产，以及三元宫、“隍祠”遗留的多处田产一并定为庙产，确保城隍庙香火永续。
    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五月，这场持续数月的争议终于尘埃落定。知县庞兆懋亲自批复，颁发执照，将相关约定勒石立碑，碑文即为流传至今的《新化书院香火田碑记》。碑文中明确规定：“城隍祠内所有每年地租谷石，永作香火，毋得欺隐、侵蚀，亦不得越界争占……倘有抗拗，绅士协同乡约禀官惩处。”此次裁决不仅解决了书院与城隍庙的经费之争，更以乡规民约的形式，确立了“神祀与兴学并重”的原则，为新化书院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新化书院建成后，吸引了周边乡镇的子弟前来求学。一时间，“晨曦微露，书声盈耳；星月交辉，温故知新”。据民国《新平县志》记载，乾隆四十八年书院建立后，新化先后涌现出多位名士：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岁贡饶文琯，“学问渊雅，人品端方，著述甚丰”，并立下“尔小子为人，孝弟事实心为之，不要外貌欺假。头一要读书，读书要落实”的家训。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岁贡饶世有，获赠“进士”匾，此匾历经百年风雨，至今仍悬挂在新化饶氏宅院狮子门顶部。光绪丙子科进士郑德彬、咸丰九年（1859年）岁贡龚儒纯等，皆为书院培育的栋梁之才。
    如今，新化书院的建筑已不复存在，仅剩下城隍庙大门作为历史见证。这扇硬山顶穿斗式结构的大门，高5.2米、宽4.8米，梁枋与斗拱处雕刻细腻，门板上褪色的迎客松、美人蕉等彩绘虽已斑驳却更显古朴。大门旁的新化书院香火田碑，历经数百年风雨侵蚀，碑上部分字迹已模糊不清，但碑文中关于兴学育人、坚守契约的记载仍清晰可辨。它不仅是新化教育史的实物佐证，更承载着当地先民“敬德、重孝、慕才”的美好追求。

翔凤书院与一位贡生的教育情怀
    时光流转至晚清光绪年间，新化的教育文脉在一位名叫龚儒纯的贡生手中得以延续。这位饱学之士辞官归隐，回到故乡，创办了翔凤书院，为山乡的学子点燃了希望之光。
    龚儒纯的家族，在新化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据民国《新平县志》记载，明洪武十四年（1381年），龚氏先祖龚子和随傅友德大军入滇，“因宦云南留驻”；万历十九年（1591年），其后代龚尚信、龚尚智、龚尚仁兄弟随邓子龙将军进入新化，平定普应春起义后定居于此；崇祯五年（1632年），龚尚信在抵御阿迷州土官普名声暴乱时，因拒绝交出政权象征的“札付”，受尽酷刑，慷慨就义，被载入民国《新平县志·忠烈传》。到康熙年间，龚氏后人龚仔圣、龚仪圣定居新化曼干，成为当地望族。
    出身于这样一个忠勇传家、重视教育的家族，龚儒纯自幼便深受熏陶。他“学多识广，善于诗文”，成年后考取岁贡，先后被任命为富民、宁洱两县学正。在任期间，他兢兢业业，致力于培育人才，“所到之处，文风大振”。然而，晚清的官场腐败不堪，民生凋敝，龚儒纯深感“仕途险恶，难展抱负”，遂萌生了辞官回乡的念头。
    光绪十八年（1892年），回到故土的龚儒纯在曼干创办了翔凤书院。书院选址于曼干河畔一片隆起的山冈上，地势开阔，视野极佳。从河畔爬上山冈，需经一二十分钟的石阶路，山冈周围种满了青翠修长的龙竹，院内栽有一棵小桶粗的梅子树，站在书院遗址上，可眺望曼干河两岸的田园风光。“翔凤”之名，寓意深远，龚儒纯希望所有来书院读书的孩子，都能像凤凰一样展翅高飞，走出大山，成就一番事业。
    龚儒纯亲自担任书院山长，他“躬耕不辍，诲人不倦”，不仅传授四书五经、诗词歌赋等传统知识，更注重培养学子的品德修养。他常以家族先祖的忠勇事迹勉励学子，教导他们“为人当正直，为学当勤勉，为官当清廉”。在教学方法上，他主张“因材施教，学以致用”，鼓励学子“多问、多思、多练”，并经常组织学子走出书院，观察自然、了解民生，培养他们的实践能力与社会责任感。
    在龚儒纯的悉心教导下，翔凤书院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优秀人才。许多学子毕业后，或考取功名，报效国家；或回乡任教，传承文脉；或投身农耕，教化乡邻，成为推动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文风之盛，甲于一方”的翔凤书院也因此成为新化乃至新平县西北部的教育中心。百年时光已逝，如今的翔凤书院建筑已不复当年模样。遗址中留存的几块残碑，部分字迹模糊难辨，但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食王水土者，应报王恩”等残存文字中，仍能感受到当年乡绅百姓对兴学育人的重视与支持。
    新化书院与翔凤书院，虽创办于不同时代，历经不同的兴衰命运，但它们共同承载着新化先民“崇文重教、培育人才”的美好愿景，成为古代玉溪山区教育、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一篇碑铭，两座书院，半部新化教育史。站在新化书院与翔凤书院的遗址前，抚摸着历经沧桑的碑刻，仿佛能听到百年前的琅琅书声，感受到先贤们的教育情怀。虽然书院的建筑已不复存在，但它们所承载的文脉与精神，如同高山上的松柏，历经风雨而常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