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千余艾滋病人停药之困

http://www.yuxinews.com 2006-11-9 22:58:00
    一线村医排在培训队尾
    村医的水平决定治艾工作的成败,但一个现实是每逢临床技术培训,站在治疗最前线的村医却被排到了队尾。
    在张可为期两周的调查中,一个特例出现在尉氏县邢庄乡水黄村,该村56人中只有1人退出了治疗,1人减量用药。
    “同样的药,同样的病人,在不同的地方效果却完全不一样,这时村医的作用就凸显出来了。”张可说,很多地方把药发下去就算完事,但如果有村医能及时地对一些可控制的副作用进行说明和化解,就可使更多人坚持治疗。
    水黄村47岁的村医刘广岭对自己的成绩非常自豪———去年12月,国务院副总理兼卫生部部长吴仪来河南视察时接见了他。“我与吴仪副总理单独谈了半个小时。”刘广岭说。
    事实上,水黄村共有6名村医,愿意给艾滋病人看病的人却只有刘广岭一人。
    “在河南地区,有临床治疗艾滋病经验的医生非常少。”张福杰说。
    张可则把这个数字具体到了“两位”。“只有参与治疗才能谈得上有临床经验,据我所知,目前河南省只有郑州六院的郑云大夫和南阳市第一人民医院的张国范大夫两人在接诊艾滋病患者。”
    张可说,从目前的情况看,县级以上的医务人员绝大多数不愿参加艾滋病的诊治工作,因此所有的重担几乎都压在了村医身上。
    “他们的水平和能力将决定中国农村整个艾滋病防治工作的成败。”张可认为,当务之急是加强对村医的培训,在每个村培训一至两个骨干力量,并尽快将比较实用的诊治方法传授给他们,使患者就地治疗、就近治疗。
    张可本人正在做这件事,而这件事并非他一人所能够完成。
    一个矛盾的现实是,每逢临床技术培训,站在治疗最前线的村医却被排到了队尾。
    张可说,自1999年以来,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河南省卫生厅多次组织艾滋病防治培训班,但有村医直接参加的却并不多。
    “我们根本学不到任何实用的东西。”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村医抱怨说,现在的培训一般是逐级培训,中国CDC先培训省级医务人员,省级再培训市级,市级培训县级,但到了村级却往往戛然而止。即使有培训,也大都是找本书读读了事。
    “目前培训的主要问题是缺乏有临床经验的师资力量,”张可说,“如果培训者本身毫无临床经验,则培训意义不大”。
    收入低影响村医积极性
    张可认为,对于村医生不能光讲奉献,补贴和培训问题都应尽快解决。
    对于积极参与艾滋病治疗的村医们而言,收入偏低是又一个现实难题。
    水黄村的刘广岭说,他每月的收入不及村里其他村医的五分之一。“以前每月收入五六百元不成问题,但自从开始给艾滋病人瞧病后,村里人吓得都不敢再跨进我的诊所,如今每月能赚100元就不错了。”
    现在,艾滋病感染者成为刘广岭惟一的收费来源。
    “他们去县级以上医院,没钱是不会有人给他们看病的,但到了我这里就不同了,大家都乡里乡亲的。”刘广岭说,“有的人一进门,就嚷着烧得受不了。你一提钱,他就会说‘你就眼看着我死了吗?’心一软,我只好给他们看,该打针的打针,该给吃药的吃药,账只能赊着。下次他来了你再提起旧账,病人还会生气,‘我就这三五天死了吗?不用怕,等我好了会把钱还你。’”
    艾滋病人的死亡是一件寻常事,在刘广岭诊所西屋的废纸箱上,放着4厚本用铁夹夹住的发黄纸张。
    “这些都是烂账。”刘拍了拍铁夹说,“算算应该能有个3万元吧。”
    为了养家糊口,现在刘广岭必须下地种田。谈到自己所承担的另一些义务,他也有几分怨气。
    “每月领取、发放免费药物都是我们村医的工作,但来回县里20元的车费得自己掏;县里一旦需要一些涉及艾滋病孤儿、孤老和孕妇的数据,我们要去挨家查询、统计。做这些工作,我们没拿到给一分钱补助。”
    双庙村村医朱渊伟说,县里当初指定他专门负责村里的艾滋病防治工作,曾许诺将代金券面值的18%作补贴发给他,后来又说干脆直接发补贴金,但最后却没了说法。
    张可认为,对于村医生不能光讲奉献,补贴和培训问题都应尽快解决,不然他们的积极性必然受挫,最后受影响的将是农村整个艾滋病防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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