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耳是伟大的人民音乐家：中国革命新兴音乐的旗帜。

　　在20世纪初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聂耳及其继之而起的一大批革命音乐家的音乐，就像一道耀眼的闪电划破昏暗的夜空，打破了当时乐坛萎靡之风盛行的局面，开创了用音乐“代替着大众在呐喊”、吹响“中国革命之号角”的新时代。聂耳创作的《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至今仍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为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

　　在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聂耳逝世70周年之际，我怀着十分崇敬的心情，仅以此文缅怀和纪念聂耳不平凡的一生。

　　天才而勤奋的云南娃

　　聂耳，原名守信，字子义(亦作紫艺)，原籍云南玉溪，1912年2月15日出生于昆明的一个中医家庭。4岁丧父，靠母亲行医卖药清贫度日。1918年上小学，就读于昆明县立师范附属小学，1922年转入私立求实小学，1925年入云南第一联合中学，1927年入云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高级部外语组主修英语。在校学习勤奋刻苦，成绩优异。

　　聂耳自幼表现出对音乐的兴趣和多方面的才能。学童时就学会了笛子、二胡、三弦和月琴等多种乐器，常与二哥聂子明、三哥聂叙伦一起组成“家庭小乐队”，合奏《梅花三弄》、《苏武牧羊》、《木兰从军》、《昭君和番》等乐曲。母亲也很喜欢听他们的演奏，这无疑是对他们的鼓励。求实小学组织“学生音乐团”时，聂耳被选为乐队的小指挥。他十分喜欢家乡丰富多彩的民间音乐，尤其对云南花灯与洞经音乐有浓厚兴趣。聂耳还十分喜爱小提琴。在省立一师读书时，他结识了一位音乐教员，并在他的帮助和指导下初步学会了演奏小提琴。

　　在省立一师时，聂耳还与友人组织了“九九音乐社”，常在同乐会、恳亲会上演奏小提琴，曾为黎锦晖编写的《三蝴蝶》等儿童歌舞剧伴奏。后来，他还向当地的一位法籍音乐教师柏希文学习了乐理知识和弹奏钢琴。他也经常参加省师戏剧研究会举办的游艺会，还在《罗密欧与朱丽叶》中反串过女主角。聂耳以其特有的天赋和勤奋刻苦的学习，在中学时代就已经有了一定的音乐修养，为日后的发展打下了初步基础。

　　时势造就的少年革命者

　　聂耳的中小学时代，封建军阀连年混战，外国列强步步进逼，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斗争不断高涨。充满阶级、民族矛盾冲突的社会环境，促使聂耳深切地关注现实生活。他积极投身进步学生运动，阅读进步书刊，参加支援上海五卅运动的游艺募捐活动。由于才干出众，他成为被大家拥戴的骨干。

　　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后，云南也很快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聂耳亲眼目睹了一幕幕共产党人慷慨就义和进步学生被捕或被杀害的情景，共产党人和进步学生为推翻反动统治，解放劳苦大众，争取革命胜利，不怕牺牲的凛然正气，在他思想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同时，马克思主义和进步书籍在革命知识分子中广泛传播，使年轻的聂耳进一步懂得了一些革命的道理。1928年，16岁的聂耳秘密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

　　同年11月，为响应中共地下党组织“开展兵运”工作的号召，聂耳瞒着母亲，报名参加了驻扎在湖南郴州的滇系国民革命军第16军在昆明招收的“学生军”。但到达郴州后，聂耳很快发现他们只是被反动军阀骗来的“炮灰”。聂耳不甘心继续呆在那里，便在相识的同乡军官帮助下离开新兵营，继而疏通上司与一批年轻军官一起被保送到黄埔军校。不幸的是，到广州后军校认为他不是军官而将他遣散。滞留广州期间，聂耳没有找到合适的出路，不得不仍回到省立一师继续上学。聂耳的这次经历时间虽然不长，却使他深有感触。他说：“虽然理想是直线的，事实是曲线的，但我还要在探索真理的道路上继续勇往直前地走下去，决不会因遇到困难和挫折而停止。”

　　1929年7月，昆明城北发生了火药库爆炸的“七·一一事件”，炸毁民房数千间，死伤居民上万人。在地下党和共青团的领导下，各校纷纷组织“七·一一青年救济团”救济灾民，聂耳积极投身救济活动，并成为省立一师救济团的负责人。他由此引起了国民党特务的注意，被列入军阀政府的“黑名单”。在1930年春节回玉溪演出结束返校时，他发现自己被一个反动学生监视。同年7月，聂耳因被叛徒出卖，随时有被捕的危险，恰好他已从省立一师毕业，便忽忙取道越南经香港逃亡至上海。

　　顽强执著的自学成材之路

　　聂耳到达上海后，顶替三哥聂叙伦进入叫云丰申庄的小商号做小伙计。在云丰申庄的8个多月里，尽管生活极为清苦，聂耳却从未停止学习音乐。1930年底，聂耳因帮人租借影片拷贝，得到100元的酬金，他汇给母亲50元，用剩余的钱买了小提琴、乐谱和冬衣，终于实现了拥有小提琴的愿望。他爱不释手，着魔似地拼命练习。他在日记里这样写道：“violin(作者注：小提琴)自然是能使人心境舒畅，当我奏起那常常呼为《Dream》(作者注：根据舒曼《儿童情景》中的“梦幻”改编的小提琴曲)的乐曲时，虽然指头会痛，无弓法，无指法，也是够快活的了。若如没有旁的事来烦扰，我会不吃饭，不睡觉，不分早晚地练习下去。”

　　1931年4月云丰申庄倒闭后，聂耳考入明月歌舞团当乐队练习生。歌舞团负责人黎锦晖让团里的乐队首席王人艺帮助聂耳提高声乐和琴艺。8月底，王人艺离开歌舞团后，经人介绍：聂耳得以直接向王人艺的老师、奥地利籍小提琴家普杜什卡学琴。由于工资低，还要交学费，他有时不免要靠当掉衣物来应付。一次，聂耳由于衣衫单薄而受寒患了重症感冒，朋友们都劝他暂停练琴，好好休息，但他仍坚持清晨6时起床，在进行所谓“体育疗法”，锻炼得一身大汗后接着练习，一天也没有停止。这段时间，聂耳还十分勤奋地学习各种音乐理论知识，研究各地的民歌、戏曲，钻研和声学、作曲法，研究汉语声韵学，同时开始学习音乐创作。

　　在坚持刻苦自学的同时，聂耳也一直渴望进入音乐院校学习深造。1932年8月，他辞去工作到北平报考了国立北平大学艺术学院，但未被录取。不过，经朋友介绍，他找到曾经是冼星海老师的俄籍小提琴教授托诺夫学习了一个月的小提琴。1934年，他又报考上海国立音专，再次被拒之门外。他只得继续坚持自学。这年8月起，经贺绿汀介绍，他又开始向国立音专的俄籍教授阿萨科夫学习钢琴和作曲。

　　聂耳最终没有能够进入音乐学府深造，他依靠自己的勤学苦练和不懈的追求，终于成为一位自学成材的音乐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