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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溪花灯：大众娱乐和全民健身?
“我不在家就在公园里唱花灯，如果两处都不在，那我一定走在唱花灯的路上……”每天，60岁的玉溪市民张琼兰就这样穿梭在家与公园之间，和伙伴们一起唱花灯成为了她简单而又忙碌的生活中最大的乐趣。在花灯之乡玉溪，一个庞大的人民群体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参予着、延续着、改变着玉溪花灯的发展——按照张琼兰的说法，“玉溪花灯太好玩了，我爱上了，就丢不下，绝对的无怨无悔。”
现场表象：全民娱乐的可能性
“天空晚霞无限美……”一首名为《健康歌》花灯小调在61岁的冯立明以及他200多人的“天天乐歌舞队”中广为传唱。周一到周五的早晨，在玉溪聂耳公园内，冯立明总会带着他的那只由老年人组成的歌舞队，一遍又一遍的排练着周末即将上演的花灯戏剧。
“和专业团队不同，我们的演员来工人、农民、街道居民……大家是全凭兴趣才走到一起演戏的。”冯立明说，“所以我们不得不多下些功夫来排演。”
于是每当周末的傍晚，在玉溪东风广场、聂耳文化广场等等人流集中的地方，大伙都可以看到一群老年人自发地为过往的群众表演着花灯戏，他们的动作或许不大标准，音响、道具、服装也有点差强人意，但是他们绝对是敬业的，即使无人喝彩，观众零落，他们依然专注的把花灯唱完——这一刻，他们需要的似乎不是掌声，而是沉浸在花灯戏曲当中的一种满足。
散场之后，冯立明和他的伙计们照例收拾好行头，各自回家，这时，冯立明才会想起来，“是啊，该给自己再买套戏服了。”
天天乐歌舞队只不过是红塔区43只业余花灯团体的一只，而在玉溪整个市内，像冯立明这样的业余团队达到了100多只。同样在更为广泛的人群中，参予玉溪花灯个体却是非常庞大的。在玉溪，无论你走到哪里——公园、广场，还是庭院、村寨，都能看到花灯表演，小则三五成群，多则人头攒动。
“心有多大，我们的舞台就有多大，热爱玉溪的花灯的人就有多少。”冯立明这样告诉记者。
玉溪花灯：正在兴起抑或在复兴的大众娱乐
事实上，玉溪花灯曾经一度是老玉溪人最重要的精神文化食粮。在红塔区文化局工作的周丽依然记得，70年代末，每到傍晚，在玉溪农村里总能听到悠扬的花灯调，“3、5人席地而座，两把胡琴，没有剧本，只要调子对，想到什么唱什么，一出简单的花灯就诞生了。”据周丽回忆，到了80年代，由于流行歌曲的进入，在农村，花灯戏一度遭到冷落，可每到逢年过节，唱主角的还是花灯——一出热闹的花灯戏似乎更象征了来年的好光景，这样的风俗一直延续到了今天。“所以说，花灯曾经是我们的流行歌曲。"
“可流行歌曲是易碎的，但玉溪花灯不是。”事实上，本着创新和再造的特质，从80年代中期开始，玉溪花灯却越来越得到了人们的欢迎，除了专业团队外，一些非专业的花灯爱好者，也在不断创新和改变着花灯的剧本和式样。冯立明他们就曾经结合农村实际写了不少小剧目，《半路相亲》、《歪锅配歪灶》等幽默的农村语言小剧，在农村进行义演时，曾经一度万人空巷。
除此之外，花灯成为大众娱乐的另一个可能是，成本并不昂贵。与动辄数百元的KTV相比，唱花灯实在花不了什么钱。在玉溪，最为简单的花灯戏，甚至没有剧本和戏服，两把胡琴就足以制造一台小戏，而玉溪市众多的免费公园为花灯扎根提供了更为廉价的场地。“想唱就唱。”玉溪花灯还具有更多的参予性，只要不害羞，和着花灯调唱几句自己的所想所感，已经成为了公园花灯戏最为普遍的形式。
在大众娱乐面前，而非专业花灯团体似乎面临着一点生存的压力，“戏服、道具、音响都是我们凑钱买的，有时请人来写剧本，编花灯歌舞也有花费。”冯立明说，“一年我们有几十场表演，大多数都是免费的，不过这已无关痛痒，除了区里会给一些补贴外，我们只要唱花灯、演戏、表演出我们的风采，那就足够了。”
切点：全民健身与花灯文化的结合
如果不是课间操变成了崴花灯，现年12岁的小学生李宏不会知道玉溪花灯的乐趣。从去年开始，花灯课间操与国家统一的课间操统一在玉溪一小配套使用——这似乎为传统戏剧在现代找到了完美的结合点，在全民健身锻炼身体的基础上，学习传统文化。
事实上，在红塔区，不少小学都开办了花灯兴趣小组，而文化局每年都会开10个班专门对业余的花灯爱好者进行现代花灯音乐歌舞编排进行培训——可问题在于，一项民间艺术要得到更广阔的发展，那就是培养广泛的兴趣爱好者。
于是，借助健身锻炼的平台，玉溪花灯开始粉墨登场。在记者采访中，玉溪的一些健身俱乐部甚至想开编排出一种花灯歌舞的健身操，而做为大众广泛认知的一个事实是，唱花灯调可以扩大肺活量，而强度不大却又丰富多采的花灯肢体动作，让更多的中老年人爱上了这项“运动”。在7月中旬，记者对玉溪红塔区几大公园30个唱花灯的市民，随机调查中，有22人把唱花灯作为了一种锻炼方式。家住红塔集团的陈琼芬就表示，“唱了几年花灯下来，不仅有乐趣，身体也更加好了。”她的说法得到了大多数人的认同。
品牌价值：精神消费可能形成的庞大市场
2006年初，在一个小成本制作的云南山歌MV被好事之徒放到网络上后，云南山歌以及那三个主角土生土长的晋宁农民迅速成为红极一时的新闻人物，甚至出现了含有山歌内容的VCD脱销的情况。事实上，“山歌事件”给予玉溪花灯的启示在于，隐含在玉溪花灯潜价值能否做为快餐式的精神消费品而批量出售，如果能，市场价值又如何?
7月下旬，记者对玉溪市内的一些音像文化店以及农产品集贸市场进行调查发现，含有有以及玉溪花灯内容的视盘和磁带在集贸市场尤为好销，而在高端一些的音像店来说，购买花灯CD/DVD的消费者还十分稀少。“这样的后果是，花灯戏曲电影暂时只能在次级消费市场内传播，但由于资金的缺乏，制作粗糙甚至是不合法的花灯影视日渐泛滥，对于玉溪花灯品牌的价值有所损害。”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文化工作者忧虑地告诉记者。这位文化工作的担忧并非没有道理，一个侧证是，许多玉溪老年人学习花灯的开始，往往来源于视盘和磁带。许多唱花灯的老人家里甚至存放了许多大戏的碟片，按照花灯爱好者陈琼芬的说法，“我们大家平时自己唱花灯都是对着磁带或者碟片来唱，有时就干脆把剧情抄下来，一遍遍演练。”
“但花灯的魅力，更多的在于下里巴人，在于原生态的结合。”在采访中，越来越多的市民告诉记者，“玉溪花灯吸引人之处，恰恰在于它不拘一格的表现形式和乡音。”
如何才能把玉溪花灯背后的文化消费品价值发掘出来，这是摆在玉溪花灯面前的一个重大问题。
同样，在玉溪花灯背后，一个相关产业的经济链也不容忽视。“现在没人会为了买一剑衣服上昆明，但买花灯戏服，我们还是只能上昆明。”在采访中，张琼兰告诉记者，开始唱花灯3年，自己买了很多戏服，整整有20套，加上车费花了大概1000多块，而她身边的花灯戏友们，每个人都有不下10套戏服和道具，甚至“一有新戏出来，我们就赶紧到昆明去订服装了。”服装以外，道具和音响的更新也是必要的，如果玉溪花灯真正形成了全民娱乐的态势，那么，相关产业是否也存在着一个庞大的市场呢？
记者手记：玉溪市素有"云烟之乡、花灯之乡、聂耳故乡”三乡的美誉，目前“红塔山”的品牌价值已高达400亿元之巨，玉溪市通过大型活动等方式也在大力打造“聂耳文化品牌”，并已经取得了不错的成绩，那么三乡中的“花灯”是否也大有可观，大有可造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来源：玉溪新闻网
编辑：田润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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