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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一年底，唐继尧企图回演复辟，顾品珍此时已受孙中山任命为北伐军滇军司令。由于顾虑及唐回滇的风声日紧，乃先后派邓泰中率部参加援湘，并于同年十一月十日发出北伐通电，接着又于十八日呈电孙中山大总统云：“刻巳任命范石生为北伐先遣军司令，杨希闵为北伐第一路军司令，杨蓁为北伐第二路军司令，金汉鼎为北伐第三路司令，各率所部集中待发。”顾根据派往广西坐探提供的情报，断定唐回滇路线将经贵州黄草坝，就以北伐为名，调整部署部队，率部到滇黔桂边界江府一带构筑工事，对贵州方向设防。
翌年二月，唐军突然从广西入滇，直趋开化，由于对唐入滨方向判断的错误，顾军主力不在这个方向，无力阻挡唐军，情况顿时紧张起来。顾品珍仓卒将指挥部移到路南天生关，一面慌忙将先父的先遣军团为后备军，西调宜良集中待命。唐收买土匪武装吴学显部作内应，突袭路南顾品珍指挥部。未几，顾被吴学显部击毙于天生关鹅毛寨，唐继尧遂再坐镇云南。
顾品珍死后，其部属除一部份投唐继尧外，其余分为两路，一路由副总司令金汉鼎率领入川。一路约万余人，副总司令张开儒率领，退往曲靖、宣威，开到贵州盘县集结，打算继续影响孙中山先生的北伐号召。张开儒以总司令身份，致电孙中山表示愿为北伐的驱的忠忱之意。并将其部整编为杨池生、杨希闵、杨如轩、范石生和蒋光亮五个旅，先父任第八旅旅长，向桂林进发，欲与孙中山会合后参加北伐。时孙中山先生已由桂林回到广州，滇军部队进发至黔南镇宁时，得知六月十六日陈炯明叛变，炮轰总统府。孙中山先生被迫退驻永丰舰，旋即离穗至沪，号召讨逆，数次电召张开儒与朱培德合力讨陈。张将卒部五个旅分为左右两路，先父率左路，杨希闵率右路，约定在柳州会合，然后东下讨陈。
会师柳州后，滇军分驻桂平、大湟江、蒙山一带。这时桂军请滇军帮助收拾桂局，组成滇桂联军，以前黔军总司令卢焘为总司令。卢焘为利用滇军力量攫取广西政权，分别以广西省长、柳州镇守使等职引诱滇军各旅长。于是该军内部出现意见分歧，一部分人想留驻广西，养精蓄锐，重新整顿部队返滇倒唐，而先父与张开儒则力主东下讨陈。双方争执不决，因而滇军赴粤行动迟缓，孙中山知道这个情况后，使亲下手令，派杜韩甫与刘德泽促滇军东下讨陈，杜韩甫因病未往，致函敦促。
稍后，滇军诸将以张开儒年纪大，力不从心，不合时宜为由，脱离了张开儒，推举杨希闵为滇军总指挥。时先父仍力主东下讨逆，得到多数支持，滇军乃拔师东下，先父在促滇军东下过程中起了关键作用。滇军抵达广东蒙江口后，杨一面派代表到香港见孙中山的驻港代表邹鲁，表示要东下讨陈，拥护孙中山；一面委先父和蒋光亮为代表访问广州，佯与陈炯明周旋，诈称滇军志在返滇，求其援助。陈逆也正想利用演军统一广西，巩固自己后方阵地。因此答应给滇军不少钱财和军需补给，并约定滇军帮他统一广西后，全力支持滇军返滇倒唐。商妥后陈即拨付滇军广东毫洋十万元，军服一万二千套，干菜若干船，并对军官送了白兰地酒。
在此期间，杨希闵又派第一旅旅长杨池生部副团长那博夫到上海面见孙中山表达滇军愿入粤讨陈的赤诚。此举深得孙先生嘉许，复电滇军，令成立“讨逆军”，委杨希闵为讨逆军总司令，并命孙科到澳门筹款十五万元供姨军开拔之需。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二十五、二十六日，当陈炯明赠送滇军的物资载满船只，由师长刘震寰、陈章甫亲送蒙江交付后，滇桂粤军的杨希闵、沈鸿英、刘震寰在广西白马会盟，决定三军合力讨陈，称“西路讨贼军”。讨贼军失会师梧州，然后分左右两路沿西江西岸东下。失父与刘震寰部为左路，官兵士气激昂，军威大振，所向披靡，势如被竹，很快逼近广州。陈炯明不支，溃退至东江、惠州，负隅顽抗。
一九二三年正月初二日，各路联军陆续开进广州。滇军驻扎三水、佛山和广州市中心至西关一带，先父部驻省长公署。
联军驱赶陈炯明后，孙中山先生由沪抵港，滇军即派员前往香港迎接孙先生回穗重组大元帅府。孙中山到穗后设大元帅府于大沙头士敏土厂，继任大元帅主持大计，并以胡汉民、唐继尧为副帅，唐拒绝就任。联军以复粤有功，不久诸将晋级。滇军编为四个师，杨希闵仍为滇军司令。第一师师长杨池生，第二师师长杨如轩，第三师师长为先父，第四师师长蒋光亮。另还有第二混成旅，旅长为胡思舜。
一九二三年夏，桂军第一路军总司令沈鸿英与北洋军阀吴佩孚勾结，接受任“广东军务督办”的伪命，阴谋叛孙中山，秘密将其部队移向广州北郊。孙中山察觉沈的行动，合先父率部防守北郊。四月，沈率所部由韶关突袭滇军司令部，孙中山亲自与先父一起督军指挥，在白云山瘦狗岭一带展开争夺战，经过两天的激烈战斗，滇军虽死伤较重，八团团长潘宝寿阵亡，终于迫使沈军退出韶关，但沈不甘失败，勾结江西北军邓琢如第九混成旅，直犯广州，利用火车头冲锋，攻势很猛烈。该军顽强抵抗，阻击于军田，七团团长杜心如阵亡，官兵死伤较重。但因指择有方，全军士气始终保持旺盛，终于转败为胜，击溃了沈、邓两军，保卫了广州革命政府。不久，沈鸿英再犯广州，激战于英德。
联军第一师由朱培德部打正面，先父打右翼，互相密切配合，协同作战。终于再次将沈鸿英部击溃窜逃，扫清了广州及其周围的敌军。沈部被讨平后，先父兼任江防司令，率部进驻广东兵工厂，控制了税收机关，滇军的枪械弹药补给大大改善。因此，当时在孙中山革命旗帜下，先后云集于广东的军队有滇、桂、粤、湘、鄂、赣、豫、晋、陕等各军，其中以滇军装备最好，实力最强。在两次击沈战役中，滇军也很英勇顽强，因而滇军也颇为孙中山先生所倚重。不久，乃编演军四师为三个军。滇军总司令杨希闵兼第一军军长，先父任第二军军长、蒋光亮任第三军军长。
一九二三年下半年，陈炯明向广州反扑，派洪兆麟首先将散驻粤东南各地的许崇智粤军部队各个击破。十月，陈军向广州方向大举进攻，洪兆麟军攻到石龙，宣接威胁广州。孙中山先生急令各军反击，刘震寰、许崇智、李福林等部作战不力，在敌人攻击面前溃如山倒。陈炯明派悍将洪兆麟乘胜攻占大花桥。
石龙车站为广州门户，而大花桥又为广九铁路的咽喉，战略地势极为重要，若大花桥不守，则石龙必失，进而广州必陷。在此十分紧急的情况下，十一月十二日，孙中山乃派滇军二、三军，分左右两路，向石龙方向前往堵击，先父的第二军居右，第三军居左。孙大元帅亲自率军并督师克复石龙，指抨大花桥战役。时有杨希闵第四旅朱淮部属排长胡彦(后任某军旅长，解放后在云南省政协工作)在博罗负伤，送广州就医，路过石龙车站，曾目睹孙大元帅署名的横幅大布标，上面写着：“有后退者，军法从事”字样。先父所属滇二军在大花桥左侧，孤军深入．形势严峻，有被歼之险；而滇军第三军在大花桥右翼，中隔大江，无法声援，且大元帅石龙得胜消息，又未传到大花桥一带。故而滇军第二军处境险恶，先父情急中乃率全军蓦然反攻大花桥。鏖战半日，几进几退，双方争夺此桥，滇军屡扑不克，死亡惨重，大有溃败之势。在此危急关头，先父身先士卒，大呼：“广州存亡在此一举，我军存亡也在此一举，望弟兄们发扬我滇军战斗的传统精神，随我冲杀：”。于是滇军士气复振，杀声震天，以刺刀肉博，终于夺得大花桥，一鼓作气杀退了洪兆麟敌军，迳向石龙，与孙大元帅会师。大花桥一战，既巩固了广州的安全，又保全了滇军第二军的存在。第二天，广州报纸以头版头条大字标题登载： “范石生大花桥之战，有日本古名将风。”(比拟日俄战争中，日本名将东乡平八郎在战前对士卒号召称：“日本存亡，在此一举。”士气大振，遂一举战胜帝俄一事)。
大花桥战役的胜利，使广州转危为安，由于先父在此战中建立了奇功，孙大元帅为表彰他的功绩，亲题书赠“功在国家”和“军中有一范，顽敌心胆颤”的条幅，并赠送一柄大军刀及一副金刀链，链坠上刻有先父战功及“孙文赠”等字样，还有一套绣金梅花边的上将军礼服，以资勉励，并亲自书写授予先父上将军衔委任令。(后来先父将“功在国家”寄回昆明刻石为碑，立于近郊王家桥附近祖父范禹门墓侧以育后人)。
从此，父在驻粤各军中，声誉日隆，盛极一时，孙大元帅每有事都常亲与商量。以后，滇、桂、粤等诸军合力围攻东江惠州时，孙大元帅令滇军出师，滇军一、三两军常以发饷为条件要挟，甚至暗中与陈勾结，而先父则每次都无条件地服从孙大元帅调遣，且屡建战功，故当时有“滇军除范石生外，余不可靠。”之说。
大花桥战后，先父率军乘胜追击溃敌陈炯明，正当陈将就擒时，忽奉大元帅电令返部。先父接电愤极，返广州后，即驱车询问大元帅：“我军将擒陈逆，而大元帅突下令召回，是谁下的令？是谁拟的电稿？”。时蒋介石在元帅府任上校参谋，颇得孙大元帅信任，乃起立答道：“此电乃部下所拟。”父举目怒视，狠狠训斥蒋介石。孙大元帅见势即来劝阻并将我父拉开，彼此不欢而散。
而后，蒋仍常下气前往谒父，均为父冷落，每次来见，蒋必在外面伺候良久方得传见。从此，蒋含恨在心，这成了日后与蒋介石矛盾的开端，也为尔后先父被刺，蒋对刺客不究，并电令龙云将刺客特赦释放的缘由之一。
来源：峨山县文史资料
编辑：宋礼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