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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春,邢若铦接受江川县桥街镇公所的聘请,担任桥街中心学校校长,兼任六年级语文和五六年级历史公民课程,另负责主编两块壁报。
同年7月初,六年级的一名学生,突然被抓去关押在镇公所,准备送去打内战。邢立即发动全校师生写抗议性的“告父老书”,公开张贴,并组织学生罢课。迫使副镇长邢钟会在第二天释放了该学生,并当众赔礼道歉,同时向学校表示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情。此事唤醒了其它学校教师和广大群众的觉悟,起到了投石问路的作用。
1948年,昆明“七·一五”反美扶日学生运动受挫后,邢若铦收到中共地下党人来信,要他放假后立即上昆明。8月初,邢到昆明铁路局找到魏赞章(广东人),交谈后,魏要邢写一份自传、一份对时事的看法、一份有关江川各方面的情况,邢写好交给姓魏的。不几天,一青年就来找邢,提问了江川几方面的情况,然后叫邢等着,另有人来接谈。随着地下党第二人按暗号来与邪交谈。他们畅谈了江川(特别是小街)和江川县周围的情况以及工作方法和有利形势,同时提出要求,要邢安排转移到农村的七八个同志的工作,并再三告诉要认真掩护他们。交谈结束,随即帮邢举行了入党宣誓仪式,确定今后联络暗号是:“张禹文叫来找邢校长”。这段经过,直到江川解放后,邢若铦才知道来与他接谈的第一人是陈盛年,第二人是郑伯克。
邢若铦由昆明回江川后,第一个来与他接上关系的是潘翼天(潘朔端之侄子),他一出国民党集中营就来,把潘安排在桥街学校教体育课。秋收时,国民党江川县长发出通告,要集训全县小学教员。当时,邢苦铦获悉新上任的县党部书记要借此机会强迫教师在集训时加入国民党,邢即暗中布署,通过已有地下组织的黄营中心小学,串通近五乡大部分校长,联名上书给国民党县政府,以教师清苦为借口,要求让教师回家协助秋收秋种,节约开支,假满才好安心教书……这逼使县长不得不收回成命,使此次合法斗争取得了胜利,这对于发展党的地下组织产生了较积极的影响。
1948年9月至12月,邢若铦和潘翼天大力开展组建党组织的工作。当时掌管台、桥两镇经济和兼任校董的陆蓬仙,掌握镇公所实权的副镇长邢钟会,均在9月份加入了中共统战组织“云南解放同盟”。党的外围组织民青、兄弟会、翻身会、姊妹会也从小街向四面八方伸延出去。同时在县城、黄营、石泉等地也发展了党的组织。特别是教师反集训胜利后,在教师中的工作更好开展。学校放寒假时,从昆明来的潘翼天、杨雪鸿、陈璞玉,带着几个较大的学生,在小街戏台上演出了新剧和秧歌剧多种节目,使群众接触了新鲜事物,有助于江川革命事业的开展。
1949年初,昆明“七·一五”事件被捕的地下党员杨一堂、冯松(女)、槐可荣,一出狱即转来江川,杨、冯安排在桥街小学,槐可荣安排在台山小学,都是教书。他们展开了地下斗争,地下组织发展更快。
1949年8月,桥街的正副镇长,被县长王开宇撤换为王的心腹和金绍云的人担任。桥街小学校长改任袁兆庚(民青成员),邢若铦被改任为教导主任,后邢若铦又把教导主任让给老教师何希孔(地下党成员)担任,邢若铦任教员。这样,邢搞地下工作的时间更为充裕。10月,党组织策划了驻江川左卫的江、华、河三县联防大队(人枪各120多)起义,开往峨山合并滇中独立团。事情发生后,气坏了兼该大队总指挥的王开宇,惊慑了江川的官霸,振奋了江川的地下工作者。此时,隐蔽在距县城20里左右的山区茅草湾的地下武工队,因被王开宇发觉,只好撤退。武工队的领导潘翼天、杨松柏,只好撤到九溪与马志平、李正鵾等筹建抗征大队。
1949年秋,卢汉在昆明被迫搞“九·九”整肃,大抓地下党员时,从昆明转移到农村的地下革命者甚多。杨一堂被调去滇中地工委,从昆明转移来江川的黄冬(地委委员)分管江川、华宁、通海、河西、澄江县,兼江川县委书记。县委成员有潘翼天、冯松、槐可荣、邢若铦等人。11月下旬,江川县委书记黄冬主持召开新成立的县委的扩大会,商讨全县八个乡镇发动武装暴动夺取政权之事。12月9日,卢汉宣布起义,在广播和报纸上发表文告,云南和平解放。12月 17日发生了“前卫事件”,我们的29位同志和在九溪的潘翼天同志,先后被敌人残酷杀害。此时,邢若铦只好撤离小街,到河西县与九溪的四十多位武装同志汇合,配合邻县护乡团,打了一月多游击战,后随滇中独立团进入了江川。
1950年1月2 8 日,江川和平解放,2 9日成立江军事管制委员会,邢若铦任副主任。2月8日,撤销了军管会,成立了江川县人民政府,邢若铦任主席。3月中旬开了会师大会后,南下服务团成员周祝三任江川县委书记,李明理任县长,邢若铦任副县长兼税务局局长。稍后,暂编13军34团调来江川负责追剿金绍云匪徒,因团长王跃云与金绍云匪首勾结,5月28日黄昏,突然叛变,致使黄冬、槐可荣等70多位革命同志在叛军逃跑时惨遭杀害。
1951年夏,玉溪专税局新设专卖课,并搞实验酒厂,但苦于难找懂业务的人,邢若铦知道此事后,毛遂自荐,5月,离开江川,到玉溪地区税务局工作。
来源:江川文史资料
编辑:宋礼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