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陆合春/文  通讯员  徐永健/图

许蓉在社区进行性教育宣讲

许蓉的讲座深受学生欢迎

家长们在听许蓉讲课

第一次见到许蓉，是2004年8月的一天，红塔区为提艾滋病知晓率在北城镇为各村委会的党员干部举办的一次培训班上。这是许蓉进行艾滋病防治知识讲座的第二堂课。
　　  事隔一年多，就在我已快忘记许蓉的时候，在采访中又一次遇见了她。这次，她是为一个学校的小学生讲解传染病与艾滋病知识的。她的课风趣幽默，旁征博引，引人入胜，把在场的人深深吸引住了。
　　  采访许蓉的想法源于第二次邂逅，一个看似文弱的女子，怎么能够把性病、艾滋病这个敏感的话题讲得如此贴切，受到了人们的欢迎和认可。这个性教育领域的拓荒者，走过了怎样的心路历程。和她聊了几次后，她所说的那些让她自己“觉得不可思议的事”，听得我也直觉得匪夷所思。
　　
　　  “她们的眼神让我感到，一定有什么是他们不知道或者没有想过的。”
　　  许蓉现在是红塔区疾控中心健康教育科的一名工作人员。2004年，红塔区启动了全国艾滋病综合示范区项目。“疾病防控仅靠说服教育是很难打开工作局面的，只有健康教育先行，把健康信息传播出去，更多的人才能主动去预防性病、艾滋病。”该中心主任李昆认为，要把健康教育放在疾控工作的首位。就这样，健康宣讲的重担便落在了健康教育科。
　　  作为一名医务工作者，许蓉从没有想过会走上讲台。“我只是把集体的智慧和创作讲出来而已。”
　　 “刚接手这个工作时，压力太大了，怕讲不好，经常睡不着觉。”宣讲艾滋病知识，必然要涉及性教育，而性教育一直是一个令人难以启齿的话题，如何向社会大众讲“性”， 是许蓉最为尴尬和头疼的事。
　　 “健康知识讲座，要针对每次不同的听众，将内容作些调整，最基本的内容就是男女生殖系统常识，从受孕到分娩胎儿的发育过程，如何避孕，如何防治性病、预防艾滋病，以及如何对孩子进行性教育，国外关于性教育的一些基本观点等等。”为了做好课件和幻灯片，许蓉在领导及同事的协助下全力投入到工作中；为了讲好课，她将自己关进房间，对着镜子，对着墙壁反复不停地讲。
　　  第一次走上讲台，是给葫芦社区的青年团员讲艾滋病基本知识。内容涉及安全性行为，避孕等。
　　 “当时有106人，我感觉会场上安静极了，连根针掉下去都听得见。”回想起来，许蓉觉得那次讲座不太成功，因为“经验不足，语速太快，课件也单调。”但让她很感动的是，会场秩序出奇的好，没人上厕所，没人交头接耳。“她们的眼神让我感到，一定有什么是他们不知道或者没有想过的。”
　　  此后的许多场讲座，许蓉深切体会到这种需求。在研和，讲座开始仅有一半的人到场，后来人越来越多，还加了许多座位；在高龙潭社区的客堂里，屋外的卷帘门下挤满了听众。一名妻子在课堂上给丈夫打电话：“你赶紧过来听，讲防病知识，讲得很好。”
　　
　　 “许老师，你讲的这些问题我从来没有想过。”
　　  面对不同的听众，不停地变换角色，是许蓉面对的最大挑战。给青春期孩子讲性教育，许蓉认为是颇为棘手的问题。
　　  许蓉上的第一堂“青春期性教育课”是在某中学进行的。
　　 “我觉得难度很大，事先关在房里试讲了几次。在讲台上，男孩、女孩们听到主题是‘艾滋病与青春期性健康’时，我注意到男孩子讲话提高了嗓门，仿佛在有意压抑自己高度兴奋的心情。当逐步导入生殖器官名称时，底下有男生在吹口哨，在起哄。我没有制止，而是视而不见。这种情况下，别人害羞，我不能害羞，别人发笑，我不能发笑。如果你忸怩作态，学生更是会好奇尝试。我要给学生一个正确的态度，这是很正常的事。”
　　 “上这个课的目的，是要告诉女孩：从来月经起，你们就已经有生育能力了。对男生，则要告诉他们，你们已经是小男子汉了，要有性别意识，懂得男女有别。在讲到现在的各种性病和艾滋病时，看到图片后，孩子们还是感到挺震惊的。”
　　  作为一个6岁男孩的母亲，面对孩子千奇百怪的问题，她也曾经困惑过。
　　 “宝宝是从哪里来的？人结婚后为什么会生孩子？女人为什么有乳房？”
　　 “从孩子的眼神中，我知道，不能退却、回避，尽量科学地回答，比躲闪、训斥要好得多。我的坦然和开放非常重要，这正是培养孩子对你信任感的良好时机，也为以后能和孩子畅所欲言交谈奠定了基础。”
　　 “在某乡镇中学为家长举办的一堂课后，一位母亲要了我的电话，她说，许老师，你讲的这些问题我从来没有想过。”
　　 “我们这一代人是没有受过所谓的性教育的，至今历历在目的，就是生理书上仅有的几页内容。还有就是女生打招呼时互相摸后背，看看是不是戴上了胸罩。在课堂上我常常问，我们这一代就是‘自学成才’了，难道你希望你的孩子在成长时走许多弯路，也‘自学成才’吗？”
　　
　　  “虽然我知道那是科学，但要突破思想的禁锢，还是需要勇气的。”
　　  许蓉每次讲课都带一个大大的文件袋，里面有一包餐巾纸，一盒安全套，一根教学模具，一本笔记本，一些课件。这些“装备”中，让许蓉感触颇深的却是那根教学模具。
　　  为了讲课的方便，许蓉想带模具，但当时科里条件有限，在灵秀给中青年妇女讲课时，她事先准备了一把梅花起子。“那次没有出示，我想，都是些计生干部，教人戴安全套是不是有班门弄斧之嫌。”
　　 “事后，我想了个办法，到超市花1元5角钱买了个香蕉果冻，对成人讲课时请成人演示。”
　　 “没隔多久，单位买了一根木头模具供教学用。就是现在这根，滑不唧溜的，颜色都变黑了。在师院的一次讲座上，我请一位大一的男生来演示戴安全套，男生站在那里束手无策，很害羞。这件事教育了我，以后一定要让已婚男子来做。”
　　 “我也经常问我的朋友，你们说我是不是有毛病啊？一个文静的人，别人不敢讲的我讲了，别人难以启齿的到我嘴上变得容易了，还脸不红、心不跳。有时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许蓉说幸亏身边的人给了她极大的支持，领导的支持，组织者的支持，同事的支持。
　　  其实，在学校里提到性，还是一件挺敏感的事。“在给一所学校讲课前，学校的一位老师找到我说，是不是悠着点，要不然会将学生教会的。”
　　 “这里有个度怎么把握的问题，还有一些更敏感的内容，比如避孕的知识，能不能讲，在什么时候讲，讲到什么程度，都是问题。”许蓉说，讲课要结束前，她都要强调要点，我讲的是性，是性服务场所的现状，需要你记住的是传播途径及什么是艾滋病等等知识要点。
　　 “其实，我压力也挺大的，虽然我知道那是科学。但要突破思想的禁锢，还是需要勇气的。”
　　
　　 “我知道，讲座在短期内也许不能改变什么，但至少可以给人们震撼。”
　　  开讲18个月来，红塔区乡镇、学校、社区都留下了许蓉的身影。部队驻军，外来流动人员，卡车司机，工人，学生，至少有1万多人听过她的讲座。
　　 “对于红塔区的40万人口来说，我们目前健康教育所触及的面不过是冰山一角。我知道，讲座在短期内也许不能改变什么，但至少可以给人们震撼。”
　　  在全球，性传播已经成为艾滋病的主要传播方式。比例逐年上升，势头较猛。据红塔区监测的数据显示，近两年，性传播比例已经上升为45%。“可见，性教育是一件多么紧迫的事呀。但在我们的生活中，一些家长不仅一所无知，还抱有强烈的偏见。”这是许蓉较为忧心的事。
　　  一次，许蓉与朋友带着孩子在市场上，看到一个孕妇，许蓉对儿子说：“孩子，你看，这个阿姨的肚子里有一个宝宝了。”谁知朋友当即板起面孔说：“你怎么会这样，不怕把孩子教坏了？”
　　 “我觉得很奇怪，你越不告诉孩子，孩子越好奇，就会自己去了解错误的信息，甚至长大后会去尝试，这是多么可怕的事。对孩子的问题，该解释的一定要解释，该说的一定要说，我觉得，首先家长要树立坦然的性观念，其次老师的正确引导。健康教育工作者要作为教育的辅助，把老师讲不出口的东西讲出来，为孩子树立正确的态度和观念。”
　　 “孩子身体是他的，情感是他的，可以愉悦，可以享受，但必须安全第一。作为家长，你自己是过来人，你几岁来月经，你是否将你的经历告诉女儿；男孩子遗精，你是否告诉父亲。每个人第一次都是害怕的，但你既然生下了他（她），教会他（她）就是你的责任和义务。”
　　  因为防治艾滋病的需要，许蓉扮演了一个特殊的角色，这个特殊的角色为社会所做的工作，正是人们所迫切需要的。正如一位听众所言：“你们这个工作造福社会，顶着压力去做，太了不得了，把这种知识教给别人，最应佩服的人是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