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开文（1876—1922）玉溪市通海县杨广区郑家营人，启蒙时就读于县城名士赵以南门下。后赴临安考取庠生，碰上清廷废除科举，弃文经商，与友人集资开一杂货铺于县城，因不善经营而停业。曾担任云南陆军讲武堂校长、云南陆军宪兵司令。宪兵，是国民党的武装特务组织。可是这位身居高位的司令，却能够廉洁自律，还利用显赫的职务为老百姓什了一些好事。

    宪兵，是某些国家所设置的军事、政治警察。国民党执政时期的宪兵，已经成为公开的武装特务，他们什么都管，还有“见官大一级”的说法。新中国成立初期，划定国民党军、警、宪、特人员为历史反革命的标准为：“军”指连长以上；“警”指警长以上；“宪”指宪兵；“特”指特务。由此可见“宪兵”在政治上的分量。

    郑开文官至中将衔，担任云南讲武堂校长，兼陆军宪兵司令。陆军宪兵司令这个头衔，肯定是一个大大的军事特务，但用在郑开文头上就不一定很准确了，因为“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官衔是一回事，顶着这个官衔做一个什么样的人又是另外一回事。我们学“历史惟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就是要学会在评价历史人物的时候，不要不分青红皂白，头发胡子一把抓。“陆军宪兵司令”，毫无疑问是一个反动透顶的职务，那么，曾经培养了一大批像朱德、叶剑英、武元甲、崔镛键等中外著名将领的云南讲武堂校长，又该是一个什么职务呢？郑开文在担任陆军宪兵司令的同时，又担任着云南讲武堂的校长，反动和进步，统一在他身上。当然，这番话也只有现在才敢讲，要退回到那个“喝醉了酒的年代”，肯定要被戴上“为反动军阀涂脂抹粉，树碑立传”的大帽子，挨批挨斗事小，一不小心，就成了遇罗克、张志新……

    郑开文担任陆军宪兵司令的时候，得了一个“郑大木头”的绰号。究其原因，是因为他拒绝收受贿赂。一次，有人把金条藏于糕点盒内送给他，被他察觉后，立即派人送回。他为官多年，清正廉洁。曾在昆明威远街大柳树巷建盖砖木结构房屋一所，设备俭朴，所需费用也是向富滇银行贷款，分期偿还。他时常告诫兄弟子侄：“做官绝不能受贿，得了贿就要做出损德之事，子孙就不能昌盛。”

    民国初期，罗庄有少数人为匪，横行乡里，为害四方。省署不问青红皂白，下令将罗庄全部剿灭。郑开文觉得此令不妥，立即向省署请示：将“剿灭”改为“查办”，遂使罗庄的好人得以幸免。

    如果因为郑开文有一个“郑大木头”的绰号就把他当成了一段木头，那就大错特错了。将军不但作战勇敢，身先事卒，且文采风流，善于诗词。就在他担任宪兵司令和讲武堂校长的时候，因久别桑梓，撰写了两副对联，请当时云南著名书法家赵藩书写，送家乡秀山悬挂，以表达思乡之情。赵藩在成都武侯祠题写的对联：“能攻心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已收入古今名联，后来，这幅对联因被毛泽东主席引用而名噪一时。

    郑开文的对联其一为：“匹马入楼阑，仰视飞鸢，最难忘灯火儿时，风雨寄亭朝煮粥；只身还粟里，倦怀归鸟，好借此名山老去，松山曲径昼眠琴。”其二云：“别去十年，曾经大地山河从新整顿；归来万里，只觉双湖云树依旧葱茏。”

    光绪三十年（1904）郑开文旅居昆明，适逢云南考选留日学生，，应考被录取，与唐继尧、叶荃等人东渡日本，就学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并加入同盟会。毕业后返回北京，正值云贵总督李经羲在云南编练新军，电请清廷调士官生为骨干，郑开文奉调回到云南，任讲武堂教官。宣统三年秋，武昌起义消息传到云南。蔡锷等人积极响应，组织云南“重九”起义。起义前郑开文参与策划，起义成功后，清军南下攻打湖北。为援救湖北，云南以唐继尧为总司令出兵北伐。郑开文调北伐军总司令部随军北上。途经贵州，贵州当局以地方匪乱求援。郑开文奉唐继尧之令参与平息匪乱，因作战有功，晋升师长。

    民国4年（1915），袁世凯复辟帝制。云南成立护国军出师讨伐袁世凯。郑开文为护国军将领之一，随师北上。袁亡，黎元洪继任大总统，补授在护国之役中滇军上校以上有功人员，郑开文授陆军中将衔……

    民国6年（1917）被委任云南讲武堂校长，兼陆军宪兵司令。

    我们在提到他那吓人的头衔“宪兵司令”的时候，不应当忘记他还有另外两个头衔：同盟会员和云南陆军讲武堂校长。

编辑：宋礼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