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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统治时期，江川人民遭受兵匪之灾，弄得许多人家家破人亡。1946年至1948年我目睹国民党政府的腐败，省长卖县长，县长卖镇长，镇长卖保长成了公开化，苛捐杂税多如牛毛。逼得广大贫苦农民实在活不下去了，大家都盼望共产党早日到来。
1948年11月，共产党派代表方仲伯来峨山、新平找张云仁、倪嘉喜、蒋世才等，联系组织革命武装，坚持滇南武装斗争，我就是在这时参加革命的。武装组织起来后约有100多人，准备攻打峨山县城。部队到达大荒田时，接到上级情报说：“昆明已来了十六车国民党兵。”这样就没有打成。部队退至龙武，我们住小朋租，总部住大朋租。在这里部队进行了整编。当时参加的人是峨山、新平的多，江川人少，就编为新峨支队。支队长张云仁，副支队长倪嘉喜，政委方仲伯，政治部主任董治安。此时，董治安由峨山中学带出来的三十多名学生也被编为支队政工人员。供应主任郑泽生，我是供应员。
1948年12月，部队向思普区转移，部队经过大朋租时，董治安和三十多名学生都到总部去了。我们支队经化念塔旬到达美党后，由张云仁召集大队以上干部开会研究，大家认为部队没有女政工人员，老百姓不相信，不支持，还会误认为是土匪。讨论中，有的说没有女同志到昆明学校去请，王保权、王保贤、常兴余各负责去请十名。他们还拿去二百两大烟。当时我想，干革命是自觉的，那能用钱去请，用钱请来的还能吃得了苦，还能坚持革命到底吗？过了四五天总部派来杨飞、杨慧、李青等四个女同志到我们支队负责政治工作。经过这次协商后，部队开往匈中。这时总部抽一部分枪支弹药给董治安，带领部分人员坚持滇中一带武装斗争。我们就经老巫得、老厂过漠沙江到马鹿塘宿营。这时新平一带的反动头子李润之，误认为我们要从思乐过江，其实我们明是准备从思乐方向过江，故意在思乐砍竹子扎扒子搞了三四天。实际是从漠沙江渡江，这是敌人料想不到的。这样一来，所有在漠沙江的船只都被敌人拉走了，我们下到江边一看，一支船也没有了。于是由管理员游水过江找到一条船，一次只能渡二十余人，我们从上午九时左右渡到下午四时多才渡完。当部队过完后，余卫民站在一个土脑包上大声叫喊：“我们胜利了！我们胜利了！”大家很奇怪，都说：“连敌人的影子都没看到，怎么说我们胜利了呢？”直到晚上开会，传达了上级指示才知道，卢汉调三个保安团从滇西压下来，元江调来二七八团，企图将我们消灭在漠沙江以北。因当时我们的军事思想是总想打城市，如打峨山、龙武，矛头指向昆阳。这样卢汉着急了，开了紧急会议，认为朱家壁不畏其虑，余卫民是心中的祸根，因此要把我们消灭掉。12月28日我们到达新平戛洒渡过元江，经漠沙到马鹿塘休整。
1949年1月 3日到达元江的碧勺镇宿营。据侦查报告，得知墨江支队联合元江李和才及新平丁润山，武装围攻墨江城已三天攻打不下。要求我们的支队增援消灭恶霸张纯学。当时指挥部经过周密调查分析，认为墨江是通往思普区的大门，国民党元、墨剿匪大队长张纯学，县长陈天一及其反动武装必须消灭掉，变敌之大门为我之大门。还分析了敌人正规军远在几百里以外，元江又有李和才，我们暂无后顾之忧。要是我们主力部队突然投入攻城战斗，这是敌人万万想不到的，他们必然会惊慌失措，我们即可战而胜之，所以决定打。l月4日下午，一支队、一大队占领了西门外卫生院，二大队占领了城隍庙，新峨支队封锁东门。城门围墙都很坚固，敌人还在街头巷尾构筑了较坚固的工事，而我们又没有曲射炮，所以战斗到下午，尚未突破敌人防线。指挥部只好将二大队调到西门加强进攻，炸开了一个墙洞，逐个运动进去，展开屋战，后又被敌人火力压了出来。这时总部供应主任赵品（墨江城人）建议用火攻，先烧城门房子，然后进攻。经指挥部研究，同意他的意见，先烧掉西门。西门两侧起火，部队突入城内，经两小时的激烈战斗，张纯学匪部大部分被我军歼灭。张纯学被击毙，其弟张纯才和县长陈天一率亲信从回子冲方向突围潜逃，墨江宣告解放。这次战斗中，我军一人牺牲，一人负伤，毙敌数人。当天就接到情报说：保安三团已由普洱到达墨汁的一碗水。我们又从水癸河转移到元江的因远坝整休。二月初张华俊、袁用之率二、三、四、七（石屏支队）支队相继到达因远坝会师，在张华俊主持下召开了滇南工委扩大会议，会议决定由袁用之任滇南工委副书记，同时决定建立云南人民讨蒋自卫军第二纵队，纵队司令员刘宝煊，副司令员余卫民，政委袁用之，政治部主任唐登民，副主任周锦莉，参谋长彭光，秘书长陈庚雅，后勤主任赵品。还成立了二纵队党支部，书记袁用之，委员方仲伯、唐登民、刘宝煊、廖必均。会议认真总结了朋租建军以来的经验教训。讨论了部队整编方案和进军车、佛、南等部署。
云南人民讨蒋自卫军第二纵队，将原来的五支队、六支队（新峨支队）合编为七支队。支队长张云仁，政委方伸伯，副支队长刘仕纯、吴彻、倪嘉喜，副政委刘凯夫，政治部主任刘杰，组织股长杨慧，宣传股长胡蒙，民运股长陈平，参谋副主任郑纯仁。我任后勤处主任，杨克照任副主任。部队在因远坝进行了两个月的休整和整编。当时是采取联合反蒋（争取战士和基层干部，将部队撤散重编），团结改造的政策。一开始就出现改造与反改造的斗争，我们提出部队要撤散重编，私枪公用，有的就接受不了。所以在因远整编时，只好对这些人作了一些让步与照顾，实行保存原部队混编的办法。就在这时，有些参加革命动机不纯的分子，如新峨支队中队民李汉武，看看继续革命下去对他不利，就带着他带出来的大部分人叛变革命，到江川九溪当土匪。张云仁又放走他的把弟兄土蜜等六、七人，还将部队较好的几支枪和子弹带去追季汉武，结果这部分人也去新手老厂一带当土匪去了。
部队在因远坝整体一个多月后，于3月初执行滇南工委“到车、佛、南建立根据地”的指示。由东路进军江城，和平解放了江城县。纵队司令部和一支队由西路绕道墨江城，靠思普龙潭衔前进。新四、七支队在去江城等地途中，有些人利用战士的家乡观念及对车、佛、南烟瘴的畏惧心理，鼓动反对到车、佛、南建立革命根据地。主张到建水、石房、龙武、曲溪、新平地区打游击。故5月5日出现了新七支队长张云仁，新四支队副支队长刘光卿（党员）支持“高干”十余人（正副支队长和几个大队长），上清凉山喝鸡血酒，拜把兄弟的事件。他们还写出联合公开信，批评纵队部不民主。他们煽动战士说：“跟我们走，每人每日发给银元伍角。”企图把我们的人、枪分裂出去。在他们的势力占优势的情况下，形势十分紧急。于是方仲伯同志在纪念“三·八”妇女节大会上讲演时就集中讲：“谁要离开共产党的领导，就必然流入土匪的行列，就必然为人民所反对”。当时七支队长张云仁和他的一个把兄弟来后勤处问我；“你是跟我们走，还是不走？”我说：“我还没想好。”我当时的想法是想去问问政委方仲伯，如他走我就走，他不走我就不走。可七支队长张云仁却恶狠狠地对我说：“时间来不及了，你是走是留，马上答复。”当时我想，他们出去没有共产党的领导算什么革命，方仲伯绝对不会跟他走的。我果断地说：“我不跟你们走。”他说：“你要是跟我们走，供应主任还是给你当，你要是不走，限你十分钟将你当主任以来的财务交清，交不清就对你不客气。”当时他们把我背着的筒筒十响枪下掉。此时我不到十分钟就把财务交清。后来我找到政委方仲伯，才知道所有政工人员都没有跟他走，组织上把我们五十余人编为一个队，队长张一飞。后来由廖必均、方仲伯同志召开了两个支队的总支紧急联席会议，会议决定：一、在部队开展反分裂斗争，争取团结，反对分裂，坚持建立根据地；二、撤出所有分裂部队中的政工人员，取消番号；三、集中我党可以掌握的武装，驻县府高地房屋准备应变；四、派方仲伯同志对十一个“高干”做劝说工作，派廖必均和范嘉乐找党员及副支队长刘光卿加以警告，劝他悬崖勒马；五、发动我政工人员及全体战士去做他们的工作。经过上述工作后，刘光卿同意劝说他们回到纵队部。张云仁等正副支队长同意不搞分裂，将部队拉回到纵队驻地。达成上述协议后，各股武装向纵队部住地龙潭街进军。
1949年 3月 19日大队人马回到龙潭街。在滇南工委纵队部领导下，发动了声势浩大的反分裂斗争，从党内到高干会，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召开了揭发特务破坏的斗争大会，使部队的指战员，特别是贫苦战士受到了很大的教育。四、七支队中的中、下层干部和战士，经过学习，提高觉悟后，纷纷起来揭发分裂活动的事实真相，大家表示要党的领导，要走革命的道路，要坚持团结，反对分裂，使那些搞分裂的头头陷于孤立，不得不承认错误。从而统一在纵队党委的领导下，使斗争取得胜利。反分裂斗争后，取消了新四、新七支队的番号，将部队全部抖散重编，成立了随军干校，把各级干部送到干校学习。
部队进入普洱县城后，将各支队的领导干部（包括原党外支队长等）和一批中级干部，集中到干校学习。军政干部学校设军事干部班，政治干部班，行政干部班，青年干部班，妇女干部班。整训期间，着重于政治、政策的学习，加强思想改造。部队虽然整编为二纵队，但枪支、弹药仍然是私人所有。在集中整训后，党委认为改变武器私有性质的条件已经成熟，向他们提出献枪的口号。这时，以罗正民为首的，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将全部武器献给了党，献给了革命。这次运动共献出大小枪支两千余支，轻重机枪六十挺，六O炮四门，八二炮两门，还有战枪二挺及各种子弹十余万发和一批军需物资，献抢运动顺利地解决了因远坝整编以来未能解决的重大遗留问题，使党领导的反蒋革命武装在性质上产生了一个新的飞跃。第二期干校结束时，原各支队的负责人及中层干部，根据其特点和情况分配了工作。
部队整编结束，正值蒋介石在云南的中央第八军和二十六军进行疯狂的垂死挣扎阶段。卢汉屈服于蒋介石反动集团的压力，与中央第八兵团互相配合，以十余个保安团和第八军、二十六军的兵力，向我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区纵队进行大规模围剿，企图消灭云南的革命武装力量。另一方面国民党省政府又展开“九九整肃”运动，大肆搜捕共产党员。为了粉碎敌人的阴谋，我们的第九支队，奉命调出第四十一团执行边区纵队指定的机动战斗任务。支队决定由余卫民、袁用之两同志率领，于九月下旬，到滇中接受任务。
1949年底，九支队四十一团进驻新平县杨武镇，边区党委副书记、边纵副政委郑伯克随同袁用之、温宗江从玉溪到杨武。同时，边纵十支队政委岳世华、副司令员马仲明等也到了杨武。郑伯克同志在杨武召开了滇中、滇南、思普三方面军事联席会议，就六个方面的问题进行了商讨，达成协议：第一、关于战略与进攻的问题。会议决定全力粉碎敌人对纵队司令部和主力团的围剿。首先打通个、碧、石铁路两翼的大走廓，使滇东、滇中、滇南、思普四大区联成一个整体。第二、加强党的建设，大力建立地方县、区、村政权，壮大武装力量，准备迎接野战大军，解放云南。第三、决定了当前的政策与策略。第四、决定了我方的战略、战术。第五、提出了协调主力部队与协同部队，主力部队与地方党政的关系。第六、决定了缴获分配的规章。第七、决定了必须统一领导。同时还决定；一、军事指挥由余卫民负责。二、政治签署由袁用之负责；三、重大问题委托袁用之负责召集联席会议解决。为了迷惑敌人，四十一团对外番号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纵队第二支队第四团。首先在滇中保卫峨山根据地，然后再向龙武、通海、华宁、玉溪、江川等地扩展。（卢正昌）
来源：江川文史资料
编辑：宋礼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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