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清政府经历了资本主义列强的入侵和太平军、捻军的反抗，处于“内外交困”的境地。19世纪60年代，封建统治阶级内部思想发生裂变，一些激进的改良主义者开始认识到外国“利器”对中国“自强”、“求富”的重要性，开始纷纷筹办“洋务”。“洋务”涉及的范围最初是开办军事工业，后来扩大到民用工业。南方、北方相继开办，参与其事的人越来越多，因而形成具有一定规模的运动，也就是洋务运动。开办洋务运动，派遣留学生购买洋枪洋炮，开矿办厂，雇洋人练兵等，无不需要资金。屡经战乱的清政府当时已经财力枯竭，这时，洋务派中有人提出了许多筹款的建议，而几乎所有著名的洋务派代表人物都提出了最敏感的问题——开征烟草专税。

    随着人们对烟草认识的逐步加深，世界各国先后对烟草征以重税，以达到抑制消费的目的。当时，清政府的烟草税收附在百货或杂税中，不仅无专项税，而且税率很低，征税的目的也是以解决财政支出困难为出发点，至于把烟草税作为一种对生产、流通和消费的调节杠杆作用更是谈不上。当时一些洋务派人物由于留学或游历过西方国家，亲身经历并考察了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制度，他们的认识超越了清政府一般的官僚决策者，而且带有强烈的资本主义色彩。

    最初提出这个问题的是马建忠。外国进口的卷烟、雪茄烟初入中国，皆免征税。后来，《天津条约》对外烟征税有了规定，但实际上，由外国人把持的海关以“洋烟为洋人自用之物”为名仍予免征，反而对中国出口的大宗产品如丝绸、茶叶等税予以重征。对此，洋务派代表人物王韬、郑观应、薛福成等都曾执经问难。

    王韬在给朋友唐廷枢的信中，对征烟税妨碍中外通商的说法予以驳斥：“洋酒、吕宋烟向来携带至华者，不过以供己用，故在食物中，概不免税；今此二物贩运遍于各处，华人之消流者甚多，不得以食物为例，重加税饷，谁曰不宜，要之。税之重轻，厘之有无，其无关于通商利害者，非西国人所能预闻；如事情欲代我设想，不几太阿倒持，利柄授人乎？”

    郑观应在《盛世危言·禁烟（上）》中，提出了清政府应按《天津条约》对烟酒征收“值百抽五”税的主张：“泰西烟酒之税最重，至有值百抽六十者。夫以中国人民四百兆论，即有不嗜烟酒者牵扯合算，每人日费烟酒三文，一日需钱二百二十万缗，以一年三百六十日计，即需钱四万三千二百缗。倘援古人什一之法，以征其税，通盘筹算，一岁可得四百余万缗……在吸食者不觉国家得此饷源，当亦不无裨益。然此犹不过就中国之烟酒言也。若外洋之进口之烟酒，亦加重其税，如纸烟、雪茄烟、麦酒、葡萄酒之类……若烟则非特西人吸食，即华人与彼族往来，亦不免沾染习气，以外国携带轻便，而吸者渐多。今中国政府若遇修约之期，据理直争，使二者亦照值百抽五完纳，一岁税项当亦颇巨。”从以上内容中可以窥出，郑观应征烟税的主张是一种渐进的方法。

    吸烟为历朝政府所反对，洋务派代表人物也不鼓励吸烟，他们认为对烟草可以施行“寓禁于征”的政策，“且榷烟税于国体独无损乎？与其冒不韪以收利百之一，孰若全收利之百？况栽烟与禁烟可以并行，禁兵而不禁民，禁新吸而不禁旧食，禁内而不禁外，其厉栽烟曰广，吸烟曰减，西人贩烟之利，日渐微，求来必不禁而自止，而我亦可渐用我栽抑之法。所谓欲将夺之，必姑与之，原非以害民之物许民，盖不得已之苦心在也”（王韬《弢园文录外编》）。

    洋务派提出的重征烟税的主张，是在参考西方资本主义税则，考虑中国当时财政匮乏的国情下提出的。此时纸烟作为舶来品开始盛行中国，采取重税，抑制吸烟消费的增长，增加国家财政收入是十分必要的。可惜的是封建保守、腐败的清政府并未完全实施这一“富国、自强”的措施。但洋务派所提出的“重征烟税”和“寓禁于征”的思想，对中国的烟草税收政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来源：东方烟草报社

编辑：宋礼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