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想当年事

    1956年，现在的复烤厂厂区只是一片荒芜，高低不平的荒山坟地，此地长满树木、杂草，野狗出没，人迹罕至，人称“鬼街子”。

    也就在这一年，28岁的郑秀章别着手枪来到了筹备处，参与玉溪复烤厂“初扩计划”工作。

    1956年，上海卷烟厂仓库里面长期闲置的一大堆铁被当作宝贝疙瘩运到了玉溪。没有任何图纸或者说明书，安装机器全凭上海师傅杨醇的印象。

    1956年，一群执着、认真、负责的人，围着一堆上个世纪30年代由美国制造、原英美烟草公司使用的老设备，展开了一段传奇故事，制造了一个奇迹……

    当时只道是寻常

    1953年，新中国第一次全国烟草工作会议在郑州召开。议题之一是对全国各主要烟区的烟叶进行评比。代表云南参评的玉溪烟叶“鸡油黄”色泽金黄、油润丰满、清香醇和，一举突破了100分的满分，得了108分的最高分。云烟自此享誉全国，玉溪从此被誉为“云烟之乡”。

    1954年，农业合作化运动快速发展，玉溪大量恢复、发展烤烟生产。而当时玉溪附近仅有一个解放以前就已经存在了的昆明烟叶复烤厂。一个复烤厂远远适应不了烟叶生产的迅猛发展，大量烟叶霉烂，损失严重。

    1956年，玉溪县工业科科长杨谦在昆明开会时提出：由玉溪抽调行政管理干部两名，工业厅负责配备技术干部，共同组建玉溪复烤厂筹备处，厂子隶属工业系统。

    同年，郑秀章别着手枪来到了筹备处，参与玉溪复烤厂的“初扩计划”。曾于1946年就读于昆华高级工业职业学校，学过三年土木和机械原理的郑秀章介绍说：“都是基础知识，一样都用不上。中国当时还是个农业大国，才刚刚开始搞工业化，没有一样现成的资料。烟机我也没有见过，为什么搞烟我也不知道。”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对烟一无所知的郑秀章开始一面学一面干：“就像解放军当兵一样，不会战争，就在战争中学。”学习的资料由省工业厅配备的工程师向许昌烤烟厂和昆明复烤厂借。许昌烤烟厂历史悠久，早在1914年起，外商英美烟草公司和本国民族工业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就先后在许昌设厂收购、加工、复烤烟叶。

    郑秀章和一起被抽调出来的张正荣在昆明工业厅机械处住了下来，一住就是五个多月。

    建厂子需要取水质的样、取地质的样，筹备组就自己取；需要做成本核算，人员编制、厂房建设等等，筹备组就自己算；设计需要图纸、资料，筹备处就自己找……郑秀章就是在这个时候学会了骑自行车。

    在那个人背马驮的时候，自行车稀奇得不得了（50多年后的今天，郑秀章老人清楚地记得，在那段岁月里，他每天骑着自行车穿梭往返于不同的部门，找资料、学资料、用资料，边学边用、活学活用）。

    眼看两个多月过去了，建厂子的事儿却搁置了下来。因为机构由谁管决定不了，体制定不下来：开始说是工业厅管，后来决定由农产品采购局管。烟叶，毕竟和农产品“沾亲带故”。当厂子最后建成投产时，主管机关又改为供销社系统，属于农民烤烟加工企业。

    隶属关系明确后，筹备组搬到了南屏街省采购局，人员包括：郑秀章、张正荣两名行政干部，一名工程师袁绩奇和两个技术员，一共五人。根据国家工业建设项目必要的程序和图纸要求，编制扩大初步任务书，简称“初扩计划”。

    “初扩计划”完成后，由郑秀章和袁绩奇乘火车带到北京，向中央采购部基建处汇报。为了把资金压缩在280万以内，筹备组压缩了宿舍建设项目，因为在工业化初始阶段，根本没有协作条件，所有的生产性项目必须保留，包括锅炉房、发电机、医务室等等完全靠自己投资建设。

    “初扩计划”审批通过后，经省采购局局长崔洁泉同意，郑秀章和袁绩奇飞赴上海联系复烤设备的调拨（这一飞，飞出了后患，郑秀章在建厂投产后因“开洋荤”被扣发工资若干个月，这是后话了）。

    为建玉溪复烤厂忙乎了近半年的郑秀章终于看到了自己的复烤设备——一大堆堆在仓库里面的“铁”，横七竖八，没有一点机器设备的样子。

    这堆“铁”是20世纪30年代由美国制造、原英美烟草公司在上海使用过的老设备，解放后，由于没有原料供应，复烤机被拆卸下来，长期闲置在仓库里。机器说明书、图纸早就在连年的战火中不知去向了。

    一大堆铁就这样零零散散地被装进了若干个巨大的木箱，由火车运送到了铁路的尽头——广西与贵州的交界处金城江。余下的路程只好再由汽车来完成，一直运到了玉溪。

    平地起厂房

    终于有了自己的复烤设备了，却没有图纸，这一大堆铁怎样才能各就各位、各司其职？

    郑秀章和袁绩奇在联系复烤设备调拨的同时，向上海卷烟厂和上海市劳动局求援，上海方面随即抽调了对复烤设备、工艺、生产比较熟悉的杨醇等几位同志，同郑秀章和袁绩奇一起来到了玉溪。后来又从昆明和许昌两个复烤厂调来黄文琪等烤机操作、修理的老师傅。

    杨醇，50多岁，中等个子，原英美烟草公司的职员，会英文，熟悉机器，懂工艺生产。杨醇非常负责任，人也很平和，他说的上海话大家都听得懂，大家管他叫“杨师傅”，杨师傅也听得懂玉溪的方言。如果不请杨醇来，复烤设备也许就真的只是一堆铁块了。

    杨醇凭借自己的印象，带领工人在空地上开始试装机器，一边凑，一边修，哪些地方有毛病、管子哪里漏着，就靠昆明、许昌调来的师父修理，每装起一组就编一个号。

    等到厂房盖起来以后，就把机器搬进去，再按照编号把机器完整地组装起来。

    杨醇来了以后，工地上没有住处，筹备处就安排他住在上村寺庙里面，他的妻子是家属，也一起请了过来。玉溪地委非常重视上海来的师傅，过年过节就挨个儿去慰问。

    一起从上海来的还有起重工孙长富，懂中草医药，人很老实；石敬杰，原来上海烟麻公司的，熟悉采购；叶祖望，做过采购，熟悉复烤生产、工艺，也是带着妻子一起过来的；还有一位锅炉工刘慎修，一位姓唐的钳工。

    有一位比较年轻的技工，叫黄文琪，从许昌复烤厂调过来的，对复烤、卷烟都懂，安装以后试开机器就是他开的，操作、使用机器都熟悉，调过来以后才结的婚。

    “兄弟同心，其利断金。”一堆铁块在大家齐心协力拼拼凑凑、修修改改、敲敲打打下，终于显出了形状、露出了模样，重新威风凛凛地矗立了起来。

    一堆铁块在大家齐心协力拼拼凑凑、修修改改、敲敲打打下，显出了形状、露出了模样。

    在邀请、借调外来“老师傅”的同时，筹备处先后委托昆明复烤厂和许昌复烤厂两个厂，培训了佘自成、胡家福、石崇云、王占昌等复烤生产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为后来的复烤设备安装、修理和生产创造了条件。

    玉溪复烤厂的施工是同步进行的。审批一结束，玉溪工业部部长就带领筹备组去选厂址，一块是现在玉溪印刷厂的位置，一块是关索坝。筹备组一看，印刷厂上去就是山顶了，很难有什么发展，白塔山下这边更广阔。筹备组当场选定此处作为厂址，在暂时用不着的土地上种上梨树。后来地委见了，让把多余的土地退还给百姓，厂领导坚决不同意，明确表示：“我们以后还要发展、壮大的。”

    厂址一定，马上开始施工。施工分三大组进行：一组叫做施工组，组长是陈文德，专业军人，也是现学；一组叫做运输组，组长叫做刘树民，下镇干部，也是边学边干；一组叫做安装组，组长杨序伯，转业军人，解放锦州时是机枪手，连抗美援朝都去过，也是在实践中学习。

    当时担任复烤厂筹备处支部书记的郑秀章回忆说：“生产区建筑由省城市建设局负责设计和施工，生活性建筑由地区建筑公司负责设计和施工。

    “但生产区的地质勘探、平整、砖瓦建材的订货以及运输等均由筹备处负责。复烤厂基础建设施工期间，筹备处的同志除了少数师傅住在上村的寺庙外，大多数都住在原玉溪县采购局临时建造的简易仓库地板上，男女同志中间用烟草包席分开；同时，在采购局收购烤烟时临时设立在工地上的大食堂搭伙吃饭。

    “再加上地方工业刚起步，协作条件差，水电汽供应都要自力更生。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通过筹备处联系省有关部门的职工支持，并发动当地农民群众，靠拼人力，肩挑手抱一砖一木，按计划建起了复烤厂的厂房、仓库和职工宿舍。”

    在盖建凉房的时候，还发生了一件悲壮的事情。

    凉房是复烤过程中必不可少的设施，烟叶在分级车间重新分级以后，通过高温来压缩水分，高温使得烟叶变脆，需要进行加湿，喷蒸汽让水分达到要求，最后才能打包。烟叶降温必须在凉房进行，凉房必须全部用木头制造。

    为了寻找建造凉房的木料，施工队自己到昆阳的山上去找，山上没有路，找到木料以后，只能用人工扛到山脚下的公路上，再用汽车运到玉溪。当时有名女同志，有高血压，扛木头的时候摔在山上，头部流血不止，牺牲了。

    高涨的热情，全身心的投入，工程突飞猛进。1957年10月复烤厂建设任务全面完成，复烤厂筹备处经地委批准改组为党委，李兴诚任厂长，郑秀章任副厂长，李长旺任党委书记。同年11月投产。当时的地委书记周祝三亲自来剪了彩，并留下了唯一的一张照片。

玉溪地委书记周祝三为烤烟厂开工剪彩

    这时的玉溪复烤厂有职工400多人，一部分师范院校毕业的，一部分是机关财政部门紧缩下放来的，一部分是部队转业军人，还有一部分是农村招来的。

    两套复烤设备分两班生产，日产量可以达到120多吨，及时解决了玉溪地区以及滇南各县初烤烟霉变损失严重的问题。那时烟叶的质量相当好，一压打包机，油都会渗出来。所以玉溪的复烤烟叶除了供应国内各大烟厂外，还出口苏联、西德等国。

    而一两年前连烟机是什么都不知道的机修工人，仿照着上海师傅凭借印象组装起来的烟机，量量测测，一笔一划划出了图纸，交给了烟厂对面的机床厂制造。制造出来的两台烟机，一台交给了江川复烤厂，一台给了昆明复烤厂。玉溪复烤厂飞速地成长、发展了起来。

    机不可失

    1958年初，玉溪地委书记刘世杰在省上开会的时候，得到了一个消息：解放后，上海原私营华美卷烟厂的老板外逃，厂房改为上海市第三机床厂，原来的卷烟设备拆除后陈放在仓库，云南省委计划调拨给昆明卷烟厂使用。

    玉溪已经有了复烤厂，为什么不能就势再有一个卷烟厂呢？正在昆明开会的刘世杰当即返回玉溪，马上找到了玉溪复烤厂厂长李兴诚，紧急商议后，决定由郑秀章代笔，起草文件向省委反映，恳请把华美的机器转让给玉溪。

    这份文件陈述了充足的理由：复烤是季节性的，烤季过后职工怎样安置？仅仅是烤烟，而不发展卷烟，每年剩余的碎烟怎么处理？烟烤出来了，却要舍近求远地运输出去生产卷烟，庞大的运输开支如何处置？

    短短几天的时间里，一份详尽且周全的文件送到了省委，省委当即批准：卷烟设备改调玉溪，同时，按原卷烟设备调拨合同共同借调来的30多位卷烟生产技术工人和部分管理人员一起改调到玉溪。

    与此同时，玉溪地委下了硬命令：三个月内必须完成厂房的建盖工作。

    一边把复烤原料仓库改造成卷烟厂房，一边在机修车间内开始安装调拨来的机器，一边着手培训人员。这就是当时热火朝天的“三边”工程——一边生产，一边安装，一边培训。

    随后，按合同借调来的30多位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相继到位，壮大了建设力量。厂党委响应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号召，发动全厂职工，因陋就简，利用复烤厂烟叶仓库的机修设备，开展了“火线练兵”活动。

    在还未具备卷烟生产工艺条件时，用大铁锅炒烟丝、用栗炭烘烟支等方法进行卷烟生产和培训卷烟生产人员、管理人员，为1958年底卷烟全面投入生产作准备。

    仅仅半年的时间，改扩建工程就完成了，三个车间秩序井然：一车间负责把烟叶切成烟丝，二车间开动卷烟机生产出卷烟，三车间负责包装卷烟。

    1958年底，卷烟设备投入了生产，复烤厂成为了复烤车间，再加上负责机器维修的机修车间，共同组成了玉溪卷烟厂。

玉溪卷烟厂早期的厂房外景

    从上海借调来的卷烟设备主要有：比较陈旧的卷烟机30台，上下切丝机5台，切梗机3台，烘丝、烘梗机各1台，回潮机2台，而包装机只有少数几台单层商标打壳机，全部靠手工包烟。

    卷烟投产后，从根本上解决了复烤因季节性生产造成的停产后职工工作安排困难的问题，并充分利用玉溪当地优质烤烟，变资源优势为商品优势，为国家和地方建设积累了更多的资金。

    白手创出新天地

    玉溪卷烟厂建起来了，卷烟厂背后矗立着一座塔，全白色的，叫做“白塔”。当时喊得最响的是“坚持高举三面红旗”，什么都是轰轰烈烈的红颜色。

    一次，玉溪地委书记刘世杰提到白塔时说：白塔不好听，红塔好，火红、红火。于是，卷烟厂就派机修车间主任周树奎带领着泥工、木工，提着红漆去，把白色漆成了红色。之后就开始试制“红塔牌”香烟。这就是最早的“红塔山”香烟。正是这包烟，让玉溪卷烟厂变得全国闻名。

    香烟的商标设计初稿是在省内完成的，之后再送到上海。由原来在上海劳动品烟麻公司做供销工作的叶祖望负责这件事。

    叶祖望的妻子随叶祖望一同来到了玉溪卷烟厂，带领着一千多人在三车间从事手工包烟。因为从上海调来的机器里面没有包装机，只有打壳机，机修车间的工人就自己研究制造出来了装烟的铁盒子。

工人们在进行半自动半手工操作

    熟练的工人把包装纸放进铁盒子，一抓就是一把烟，不多不少刚好是50支或者20支，恰好放满一个铁盒子，然后一扣铁盒子盖，就是一包烟了。

    当时的烟分为50支和20支的两种，“人民公社好”就全部是50支一盒的，一个熟练的工人每分钟可以包800－900支烟。每天上班前，三车间的门外面都排着长队，全部都是来做手工包烟计件临时工的。一位姓段的镇长居然带着镇上的居民一起来做计件临时工，后来转入烟厂工作，一直到退休。

    一车间和二车间虽然有卷烟机器，还是需要人不停地动手辅助机器生产。华菊仙老人从1963年起在一车间上班：“每天早上，专门由一个人熬香料，一份蜂蜜水，一份大枣水，一份椿烟水按照比例兑在一口大锅里面，放在电炉上熬；润叶的时候，烟叶在机器里面的圆筒里面滚，喷头就把兑好的水喷上去，一遍一遍地拌匀。我们负责开机器，先把烟叶放进抽梗机，然后再操作切烟刀把烟切成烟丝，还是辛苦的，拿的是每月27块5毛的工资。”

    老人说：“平日里这个配方就写在车间的小黑板上，碰到上面来人检查了，小黑板就会被擦得干干净净，保密工作还是做得挺好的。”

    对配方保密的同时，技术人员还在努力研究当时名牌香烟的配方。当时的政治口号是“赶英超美”，英国的“555”牌香烟一直是世界名牌，如何才能够赶上、超过“555”香烟呢？“555”为什么香？配方是什么？在当时简陋的条件下，技术人员不停地试验，反反复复无数次，可最后的结果都是杂气重，香气怎么都赶不上人家。为了这事儿，还专门向地委进行了反映。

    到了三年困难时期，原料供应严重不足，配件也跟不上。但是生产还得继续，怎么办？

    原料不足，就通过供销社努力想办法解决；配件不足，就靠自己动脑筋。机器上用的布带没有了，就靠从上海华美调来的一位姓董的师傅去买，买了先放在他在上海的家里面，再找机会拉回玉溪；没有卷烟用的纸，就派人去昆明轻工厅批原料请人加工，学习造纸。

    那个时候，职工生产、生活条件都比较差，住房是砖木结构的小平房，工资待遇按国家轻工业工资等级规定，一级月工资仅为27.5元，一般工人多数的是学徒工，月工资只有18元左右。

工人们在集体食堂就餐

    卷烟厂从扩建到投产只有半年多时间，厂房又是原来复烤烟叶仓库改建的砖木结构平房，环境较差，生产过程中灰尘较大，职工被外边的人称为“烟灰工人”。再加上工资待遇低，有的职工怕在厂里难找对象离开了工厂，有的婚后生了小孩负担不起而回了农村老家。

艰苦的工作条件

    为了稳定职工情绪，副厂长郑秀章专门带领职工到晋宁背煤，体验井下黑暗、潮湿、闷热的艰苦条件。背煤活动后，职工纷纷觉得“我们的工作条件实在是好得多了”，从而安心生产、专心研究。

    50年后，78岁的郑秀章感慨万分：没有人家（上海、昆明、许昌调来的师傅）的支持，光靠我们自己，难。都是新手，见都没有见过。我们各方面都努力，几代人下来，才有今天的红塔啊！

    50年后，曾经带领手下一起把白塔刷成红塔的周树奎老人已经什么都记不得了，脑梗阻后遗症甚至让老人忘记了自己有几个孙子。这位当年的边纵剿匪队员、别着手枪走进烟厂的老人笑眯眯地坐在沙发上，双掌合十，不住地点头：不记得了，不记得了。

    50年后，对香精配料记忆犹新的华菊仙老人呵呵笑着说：我们这辈人啊，很苦了些啦。我退休，子女现在的工作好多了。

    50年后，当年奋战在车间的年轻人们都已经老了，那些扛木头、垒土基、包香烟、开机器的“烟灰”岁月早就成了如烟往事，追忆起来简直觉得不可思议，讲述起来仿佛在说一个故事一个传奇。

    故事总是美好的，传奇似乎有些离奇，那些刻骨铭心的当年事，带着苦尽甘来的欣慰实实在在地镌刻在玉烟人的岁月里。

    每回讲完，说的和听的都久久地沉默着。沉默在对曾经意气风发、激情燃烧的艰苦岁月的回忆里。

来源：红塔集团网

编辑：宋礼春